人才渐渐知道，他一生最牵挂的，除了苍生，还有一个早已先他而去的朋友。那人便是李白。天宝三载，两人在洛阳初遇，一见如故，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，那段交游，是杜甫枯澹一生里最亮的一段暖。后来李白因永王之祸长流夜郎（前章“李白与王维”已书其狂与劫），杜甫困在秦州、夔州，天各一方，再未相见。他写过好多诗念李白：“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恻恻”，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”，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”。李白卒于宝应元年（762），杜甫尚在漂泊，传闻辗转，他竟在梦里一再见李白，醒来泪湿枕席，写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。如今杜甫也去了，这一对诗国的双子星，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里，重新携手——只是那天下，仍关不住李白，仍留不住杜甫。

    若将这三人的终点并看，恰是三种对待“自由、财富、权力”的态度：郭子仪，是把权力用成了“退”——功高而不居，富而不奢，身退而心安，他守住了权力最难的那两个字：分寸；颜真卿，是把财富与声名，全换作了“节”——家财散尽于国难，性命交付于忠义，他守住了人心最硬的那块：骨；杜甫，是把一生穷愁，都化作了“诗”——不争权力，不慕富贵，只以一支笔，替天下无权无财的人，记下他们碗里的一口冷粥。三人殊途，却同归于一：都没有，向这倾覆的世道，交出自己那颗不肯弯的心。

    这，便是《盛唐长歌》写完第六卷时，留给世人的三组背影。而从李白的狂、王维的静，到郭子仪的退、颜真卿的直、杜甫的记，五种活法，一种风骨——盛唐的遗产，不在疆土，在此。

    三条人生终点，并列在历史的同一页上：一个善终，一个尽忠，一个困死舟中。可你若细看，便会发现，他们的终点虽异，起点却同——都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开元，都是那颗在乱世里不肯弯的心。郭子仪的“退”，颜真卿的“直”，杜甫的“记”，与早前写过的李白之“狂”、王维之“静”，合在一起，便是《盛唐长歌》写完时，留在人间的那一整幅唐人群像。

    第三节长歌当哭——“唐人风骨，不灭”

    杜甫临终前那几日，常倚在舱门边，望江水东去。

    湘水滔滔，自南向北，又折向东，奔洞庭，入长江，一路而去。他望着那水，想起了一生走过的路：长安应试，困守京华；安史乱起，陷贼逃秦；草堂避乱，夔州流浪；如今，竟要死在这条南方的江上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收复两京的那一天——不，是更早，是他在洛阳、在长安看见的那个光景：朱雀门外，一个老妇，跪捧一碗清水，无人肯喝。

    那碗水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
    它从香积寺庆功的烟尘里升起，落在应天门的入城道上；它洒在石壕村的夜哭里，混着老妇的泪；它端在西内甘露殿的冷粥边，陪着玄宗度最后的孤寂；它搁在太极殿新帝的案头，映着代宗“担子太重”的叹息；它甚至漂到了广州港的桅樯下，落在蕃商与老卒相视的沉默里。从这部书的第一页，流到最后一页，水是无言的，可水，记得一切。

    捧水的人，姓甚名谁，史书不载。她只是一个寻常的老妪，在盛唐的黄昏里，想给得胜的军队一碗干净的水——那是乱世里，一个普通人能给出的、最大的善意。没有人喝。可她没有放下碗。一年又一年，她跪在朱雀门前，跪在应天门下，跪在每一个王朝换气的缝隙里，捧着那碗永远不会凉透的、人心的水。

    杜甫忽然懂了：这碗水，才是盛唐真正的遗产。不是疆域，不是财货，是这一种不肯凉的善意；是这一种，即便被辜负、被踏过、被遗忘，仍不肯放下的，对人的信。

    风过舱门，纸动。

    杜甫在最后一页诗稿上，写下的，不是个人的哀苦，是这八年的乱离、这百年的兴衰、这千万苍生碗里的一口冷粥与一碗清水。

    风过舱门，纸动。

    那一动，仿佛有什么东西，自纸面升起，穿过落花，穿过江雨，落进千年之后的读者的眼底。杜甫看不见，可我们看得见——那纸上显现的，是全书从头到尾都在写的那七个字：

    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

    玄宗创了开元，守不住；肃宗守了残局，守得力不从心；代宗接了担子，担里装着藩镇、宦官、边患。一个家族如此，一个王朝如此，一个人，何尝不是如此？你挣来的自由，要守；你积下的财富，要守；你握着的权力，更要守。守，比创，难上十倍——因为创的时候，你是孤注一掷的猛虎；守的时候，你是四面楚歌的囚徒。

    这便是这部《盛唐长歌》写在“自由、财富、权力、信仰”之上的，最沉的人性告白：玄宗纵情，把自由挥霍成了逃避；聚敛，把财富养成了蛀虫；信奸，把权力交错了人；忘本，把信仰弄丢在了欢宴里——他创下了亘古未有的盛世，却守不住这盛世的一角。肃宗疑将，把权力错付给了阉人，守得力不从心。代宗接担，担里装着藩镇、宦官、边患，守得步步荆棘。一个个都败在“守”字上，败在人心对权位的失重上。

    杜甫把这道理，用一生的诗，写给了千秋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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