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已非。当年你我同游，说要‘济沧海、挂云帆’；如今海未济，帆已破，只剩这杯酒，还认得旧人。”韦良宰劝：“既已遇赦，便该回庐山，偕宗氏隐居，莫再想什么功名。”李白默然——他想回，可那点“静胡沙”的执，像根刺，拔不出。他这辈子，成也这份执，败也这份执。

    故地重游，人事已非。他在江夏，遇见了老友韦良宰，相对痛饮，哭笑皆有；在浔阳，他又站到了当年系狱的城外，望着那座牢，忽然觉得它小得可笑——关得住一个诗人一时，关不住他一世。他在酒肆里醉了又醒，醒了又醉，逢人便说：“李某，又活过来了。”

    可醉里，也有清醒的痛。他想起永王幕中同难的人，有的死了，有的散了；想起崔涣、宋若思的回护，终究没能挡住长流之诏；想起自己这一生，两入长安，两遭放逐，功名二字，像个笑话。他举杯邀月，月不答，只有江声替他说——这江声，从三峡一路跟下来，听了他的狂，他的哭，他的喜，他的叹，到底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都说了。

    流放夜郎的这一程，是李白离“死”最近的一次，也是他离“活”最近的一次。死，是夜郎的瘴；活，是白帝的赦。一纸诏书，判了他生死之间的一线——而这一线，他居然跨过去了。只是跨过去之后，他才慢慢发觉：跟他一起喝过酒、写过诗、论过道的人，正一个一个，从这世上退场。

    第三节王维的沉默——伪职与获赦

    与李白的喧嚣入幕不同，王维的至暗，是沉默的。

    安禄山陷长安，玄宗已奔蜀，满城王侯，作鸟兽散。王维没能走脱——他其时官居给事中，因病，行动迟缓，被叛军俘获。安禄山素慕王维才名，强授伪职，逼他做“给事中”如故。王维服药取痢，佯狂装病，不肯受禄，可刀架在脖子上，终是就了范。这一段“伪职”的经历，成了他后半生，洗不净的羞。

    最刺心的一幕，发生在洛阳凝碧池。安禄山在凝碧池头，大宴伪官，召梨园子弟奏乐。那些当年在长安教坊里供奉的乐工，被迫在叛贼的筵前吹弹，想到故主、故国，悲从中来，有泣下者。叛将大怒，一刀砍了那个哭得最响的乐工，血溅池头。更有乐工雷海青，素善琵琶，当筵忽然掷乐器于地，西向长安，恸哭大骂安禄山逆贼，被缚柱上，肢解而死。满座伪官，噤若寒蝉；被拘在不远处菩提寺里的王维，事后听人说起，指甲掐进掌心，掐出了血，却连一声“住手”都喊不出。那一刻他恨自己——恨自己这双手，只会写诗作画，不会提刀；恨自己这条命，贪生至此，连为一个乐工怒吼的胆，都没有。雷海青的血，溅在凝碧池的水面上，一圈一圈，漾开，像他这辈子，再也洗不掉的耻。

    王维其时被拘于菩提寺，闻讯肝胆俱裂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回到住处，他关上门，就着泪，写下了一首小诗：

    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

    这二十八个字，是他唯一敢做的反抗。写得极隐忍——表面上写秋槐凝碧的凄凉，骨子里，是“百官何日再朝天”的盼。他不敢明着骂贼，只把那点忠，缩成一声叹息，藏进景里。这首诗，他没敢示人，只悄悄给亲信看，嘱咐：若有一日，大唐复了，此诗，或可证我的心。

    两京收复，肃宗还京，清算“附逆”官员。王维下狱。按律，受伪职者，重则死，轻则流。王维自知难逃，在狱中，只求速死，不辩一词。

    狱中昏暗，隔壁是另一名“附逆”的官员，夜夜啜泣。王维独坐墙角，把那首《凝碧池》诗，在心里默了千万遍——这是他唯一的盔甲，也是唯一的软肋。他怕诗被人搜去，指为“怨望”；更怕诗随他入了土，再无人证他那点忠。一日，弟弟王缙托人递进来一张字条，只有八个字：“吾已削官，以赎兄罪。”王维捏着那张纸，眼泪砸在“赎”字上，洇开一团墨。他这辈子，最重情，却连累亲弟削官；最惜名，却落得“附逆”之污。王缙的八个字，比任何赦书都重——那是把兄长的耻，扛在自己肩上了。——他羞于辩，因为那“伪职”二字，确是实迹；他也愧于活，因为凝碧池头那一刀，他没能替那乐工挡下。

    转机，来自两个人。一个是他的弟弟王缙。王缙其时官居刑部侍郎，深得肃宗信重，为救兄长，上表请削自己官职，以赎兄罪。兄弟之情，到了肯拿自己的前程去换，肃宗也为之动容。另一个，便是那首《凝碧池》诗——肃宗读罢，见“百官何日再朝天”之句，知王维心在唐室，并非甘附逆贼，心下怜之。又有王维在贼中称病不拜、潜通消息的旧迹可查。于是法司从轻，肃宗特赦，责授王维太子中允，旋迁中书舍人，后官至尚书右丞——这“王右丞”的衔，便由此来。

    获赦之后，王维变了。那个曾经写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”的温润公子，那个曾经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敏感诗人，忽然就静了、冷了。他不是不感恩，是那份“伪职”的羞，像根刺，扎在心底，拔不出，也化不开。他常常在夜里惊醒，梦见凝碧池头那道血光，惊醒后，一身冷汗，坐到天明。

    于是他退。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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