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唐的星空下，曾有三个诗人。一个以诗酒啸傲，要与天公比高；一个以山水禅寂，把刀兵关在门外；一个以诗为史，替乱世的冤魂立传。他们走的是三条路，守的却是同一种东西——不肯把心，交给这倾覆的世道。

    第一节永王之祸——诗仙的至暗时刻

    天宝十五载，渔阳鼙鼓惊破霓裳，玄宗奔蜀，太子李亨灵武即位，天下成了两统。乱局之中，永王李璘以玄宗第十六子之身，出镇江陵，节度江南，手握旌旗，俨然东南一霸。肃宗李亨坐在灵武的寒风里，望着江南那片旌旗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结——父皇给弟弟的兵，到底是平叛的，还是割据的？这“兄弟阋于墙”的疑云，从一开始，就为永王幕下所有文士，埋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陷阱。

    李白此时在哪里？在庐山。安史乱起，他携族避居庐山屏风叠，读书、饮酒、望云，做个世外的散人。他这一生，求的是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”，是要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的。当年他奉诏入京，高吟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是何等得意；赐金放还，浪迹江湖，又是何等孤高。可乱世一来，一个年近花甲的老诗人，心里那点“济苍生、安社稷”的火，又悄悄燃了起来。

    永王李璘的使者上了庐山。使者带去的，是一封措辞恳切的书信，说大王礼贤下士，欲借先生之笔，为王室张目。李白心动了。他不是不知道山中有虎——永王与肃宗之间的微妙，朝野皆知。可他更信自己那点天真：天下苦乱久矣，只要有心平叛，何分灵武与江陵？他更信自己那支笔：既能写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便也能写檄文露布，助永王“扫清万里，席卷八荒”。于是他下了山，入了永王幕，作了《永王东巡歌》十一首，中有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”之句——他以谢安自许，把这场入幕，当成了东山再起、匡扶社稷的良机。

    下山那日，妻子宗氏拉着他的衣袖，眼里有掩不住的忧。“夫君此去，吉凶未卜，何苦蹚这浑水？”李白笑，笑里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虚：“妇人浅见。永王乃王室懿亲，我入其幕，正是报国，何言浑水？”宗氏摇头，声音低了：“我怕的从不是永王，是那灵武的圣心——兄弟同室，尚且相疑，何况一个外人？”李白怔了怔。他何尝没想到这一层？可那点压了半生的功业心，到底盖过了妻子的清醒。他扳开宗氏的手，头也不回地下了山。山风猎猎，吹得他衣袂翻飞，像一面不肯落地的旗。

    他心里，还装着一个人——贺知章。当年在长安，贺老读罢《蜀道难》，拍案惊呼“谪仙人”，解下腰间金龟，换酒与他同醉。那句“谪仙”，是贺老给他的冠，也是他一辈子的傲。可贺知章早已作古，再无人替他挡酒、替他扬名、替他在君王面前，说一句“此人有宰相器”。李白忽然觉得，自己这趟下山，像是要去替那个死了的老友，把未竟的“济世”梦，走完。可他忘了，贺知章当年保他，靠的是玄宗的宠；如今玄宗自身难保，谁还来保一个狂生？

    狂放者的天真，往往就是他致命的盲区。李白不懂，在权力的棋盘上，诗人那点“济世”的痴念，不过是枚任人摆放的棋子。永王要的，是“为君谈笑静胡沙”的声名，更是借文士之笔，给自己那点野心，镀上一层“奉诏讨贼”的金。而李白要的，是“静胡沙”的功业，却浑然忘了——当灵武的皇帝与江陵的亲王，终有一决时，他这支写檄文的笔，转眼就会变成“附逆”的罪证。

    至德二载（757），肃宗的刀落了下来。永王李璘兵败，死于大庾岭下，头颅传献行在。幕府一朝作鸟兽散，李白仓皇逃至彭泽，终究没能逃过——他因“附逆”之罪，锒铛入狱，系于浔阳。

    浔阳狱中，诗仙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。牢房阴湿，霉味钻鼻，铁链碰在石壁上，声声都是冷。他戴着枷，手还痒，想写诗，可连支笔都摸不到。门外狱卒嚼着蒜，吐着沫，拿他取乐：“老东西，听说你诗写得好？给爷写一首，饶你顿打。”李白不答，只把脸扭向墙根那方小窗——窗外一线天光，窄得像谁用刀划的。他想，当年在长安，他醉卧翰林，贵妃磨墨，力士脱靴，何等风流；如今倒在这浔阳牢里，与鼠蚁为邻。命运的翻覆，比安禄山的铁骑还快。

    狱中的诗仙，是狂放者的代价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那点“平交王侯”的傲气，在帝王的刀俎面前，轻得不如一粒尘。他也终于懂了——这世道里，“从逆”与“平叛”的分界，从来不由诗人定，而由胜者定。永王败了，他便是从逆；永王胜了，他便是功臣。功罪之秤，砝码不在理，在兵。李白在牢里枯坐，把这一生得意失意，翻来覆去地想，想得头痛，想得笑出声来——那笑声又干又涩，惊得狱卒都住了嘴。一个写惯了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人，如今连“用”的资格，都被人收走了。

    所幸天无绝人之路。朝廷派出的宣慰大使崔涣、御史中丞宋若思，一路推覆冤狱，为李白甄别。崔涣是名相崔玄暐之孙，心有公道；宋若思更是在李白下狱后，亲自过问，为其陈情。二人查明：李白虽入永王幕，实未参与兵谋，所作歌诗，多是颂美之辞，并无“附逆”实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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