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市的店铺，大多是老字号，掌柜的见多识广。他们不抢——他们只是把门板一块一块地上好，把值钱的东西，一件一件地往地窖里搬。搬完了，掌柜的站在门口，望着空荡荡的街道，问伙计：“你说，天子真走了？”

    伙计答：“走了。有人看见，从延秋门走的。”

    掌柜的叹了口气：“四十年的太平，说没，就没了。”

    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可他的手，在发抖。

    他在这东市，做了三十年的生意，见过长安最繁华的年月——开元年间，东市挨着兴庆宫一带的贵人宅第，一天的车马流水一般；胡商、波斯商、大食商，操着各种口音讨价还价，都聚在隔着一条朱雀大街的西市。那时候，谁不说长安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？

    如今，连天子都跑了。

    掌柜的站了一会儿，转身，回了铺子，把门板，也一块一块地上好了。

    他不上好不行。外面那些逃难的人，要是看见铺子开着门，会把他的三十年，抢得干干净净。

    长安城里，还有一些人，没有逃。

    他们不是不想逃，是逃不了——老弱病残，妇孺孤寡，没有车，没有马，没有盘缠，连城门在哪边，都要问人。他们只能留下来，守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等着命运降临。

    有一个老婆婆，坐在自家门槛上，怀里抱着一只鸡。她听说天子走了，叛军要来，可她没有地方去。她只能坐着，等。

    有人问她：“婆婆，你怎么不跑？”

    老婆婆说：“跑？跑得动么？这鸡，是我家最后一只下蛋的鸡。我走了，它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说着，她把鸡抱得更紧了。

    皇亲国戚们，更是一团乱麻。

    有些宗室，住在皇城外的宅邸里，一早醒来，发现守门的兵都不见了。他们跑进皇城，发现宫门大开，人去楼空。有人跪在丹凤门前，嚎啕大哭；有人抢在别人前面，牵了马就跑——他们知道，叛军一来，第一个要杀的，就是姓李的。

    也有不跑的。

    嗣岐王的府上，老仆拦住了要逃的少主：“王爷，咱们跑了，长安的百姓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少主急道：“天子都跑了，我们能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老仆说：“天子跑了，是天子的。咱们李家的人，跑了，就是咱们的。王爷，留下吧。”

    少主没有留下。他带着家眷，混在逃难的人群里，出了春明门。老仆一个人，坐在空荡荡的王府门口，望着朱雀大街上的乱象，叹了口气。

    长安城，从来没有这么乱过。

    就连那些名满天下的文人，也逃不过这一劫。

    诗人王维，官居给事中，就住在长安城里。他是安史之乱前，长安最有名的才子，写过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写过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，长安的梨园子弟，没有不会唱他的诗的。

    这一日，他站在自家门前，望着满街的乱象，没有逃。

    不是不想逃，是逃不了。他年迈体衰，走不快，身边只有一个小童。他望着城门口涌动的人潮，苦笑了一下：“四十年前，我来长安赶考，也是从这城门进来的。如今，要走了，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。”

    他终是没有走。

    他关上门，回到屋里，铺开纸，想写点什么。提起笔，又放下。窗外，乱象依旧，他一个字，也写不出来。

    第三节咸阳父老——“宫阙不可弃”

    玄宗一行，出了延秋门，一路向西。

    龙武军两千骑，加上随行的宫人、内侍、宫女，浩浩荡荡，也有好几千人。可这好几千人，谁也没有准备好这一路要吃要喝。

    出发得太急，连干粮都没带。

    出了长安城，队伍就乱了套。先是有人发现，随行的车驾里，有一半是空的——该装的粮食没装，该带的器具没带，只塞了些金银细软。接着，又有人发现，连宫里的御医、乐工、厨子，都没跟出来。玄宗身边，只有一个老内侍，会熬个粥。

    宫人里有人哭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哭什么，”高力士回头呵斥，“再哭，就送你回去！”

    没人敢哭了。可队伍里，抽泣声还是断断续续的，像风里的破旗子。

    中午时分，队伍到了咸阳。日头正毒，人困马乏，玄宗的辇驾，停在渭水边上，歇息。他下了马，站在河堤上，回望东方——长安城，已经看不见了。只有远处的终南山，还横在天际。

    咸阳的县令，已经跑了。

    县衙的门敞着，案上的公文还摊着，人却没了影。驿站的马，被牵走了；粮仓的门，被撬开了——有人抢在叛军前头，把能拿的，都拿走了。

    咸阳的百姓，却不知道来的是天子。

    他们只看见一支仓皇的军队，盔甲不整，旌旗歪斜，车上拉着穿红着绿的女人，还有几个穿黄袍的小孩。有人认出来了：“那是……那是圣驾？”

    消息传开，咸阳的父老，扶老携幼，涌到了路边。

 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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