宝十三载都账的空白处，添了一行小字：“又得逃户若干，俟括。”

    册子合上之前，他又翻到卷首。那里记着天宝十三载的天下大数：郡三百二十一，县一千五百三十八，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，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，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。这是开国以来最盛的数目，是“大唐极盛”的凭证，年年都要报上去给皇帝看的。

    柳书吏看着那行数字，忽然觉得手重。

    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——朝廷的册子上，是这么写的。可册子底下压着的逃户册告诉他，册是册，人是人。那九百余万户里，有多少是逃户的名字还挂在籍上、人已经不知去向的？有多少是“客户”冒了“课户”的名？有多少是死了三年还在纳粮的“丁”？

    他不敢想，也不敢算。

    写完，他把笔搁下，吹了灯。

    架阁库陷入黑暗。那两册摊在案上的名册，一个开元，一个天宝，隔着三十年的光阴，静静地躺在黑暗里。

    开元之际，户口殷繁，而版籍浸坏，多非其实。

    第二节三代人的地——一户自耕农的破产

    京兆府渭南县，王家村。

    村东头住着陈翁。六十三岁，背驼，眼浊，指节粗大得伸不直。村里人说他家是“三代种地的”，他也这么跟人说过。可这话，如今说来像笑话。

    陈翁怀里揣着一张文书。纸已发黄，折痕深得像刀刻，四角磨出了毛边。那是他家的永业田文书，武德七年发的，上面写得清清楚楚：

    大唐武德七年七月，给渭南县民陈大有永业田二十亩。

    东至官道，西至王家庄界，南至陈五沟，北至大槐树。

    树桑、榆、枣，子孙承业，永为恒产。

    陈大有，是陈翁的曾祖。

    武德七年，曾祖陈大有正当壮年，带着一家老小，领了这二十亩永业田。按照均田令，他本来还该领八十亩口分田——可渭南是京畿近县，属狭乡，口分田只给了一小半，另在渭河边上补了几亩瘠地。文书上没写这些，文书只写永业田二十亩。曾祖也没计较，他觉得，有地就行。

    那时候，县里给地是当真给的：丈量，立界，朱印，画押。文书一签，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、从陈五沟到大槐树，就是他家的了。春天翻地，夏天看苗，秋天打场，冬天把麦种藏进瓮里。二十亩地，养活一家七口，还年年有余粮缴租。曾祖常说：“有田就有根。这二十亩，是朝廷给咱家的根。”

    根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烂的？陈翁说不清。他只记得，祖父那一辈，家里人口多了。祖父兄弟三个，分了家，二十亩地劈成三份，每人六亩多。可朝廷的税，还是按“丁”收——兄弟三个都是丁，一丁一丁地算，地越分越少，税越来越多。更要命的是，口分田不在了，永业田的桑、榆、枣树还没长成，年景好的时候，六亩地刚够一家嚼谷；年景差一点，就得借粮。借了粮，就得拿地还。

    祖父咽气那年，家里办丧事，没钱。按律，永业田“家贫卖供葬者，听卖之”——祖父那六亩多地，卖掉两亩，换了口棺材。文书上改了名姓，地界往西缩了两亩。那是陈家第一次卖地。

    卖地的口子一开，就再也合不上了。父亲那一辈，赶上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。年景有丰有歉，可赋役是年年不饶的：租二石、调绢二丈、庸绢六丈，还有丁防、杂徭、差科——今天修渠，明天运粮，后天县里催着出丁当府兵。地里的收成，一半缴了税，一半换了役。有一年遭了旱，父亲把剩下的四亩地典给县里的王大户，讲好三年赎回。三年到了，还不上钱，四亩地成了死当。

    典当，是陈家第二次失地。这一次，连文书都没换——王大户拿着当年的典契，在官里补了个过户的押，那块地从官道到王家庄界的“永业田”，就成了别人家的产业。文书还是那张文书，只是纸上的名字，换了。

    曾祖攥了一辈子的二十亩，祖父分出去六亩多，父亲又丢出去六亩——传到陈翁手上，田，一块也没剩。

    可文书还在。

    陈翁把它从曾祖手里接过来，从父亲手里接过来，贴身揣了四十年。他不识字，认不得纸上的字，可他认得那个朱印——红得像血，圆得像日头。他爹临死前攥着他的手说：“地没了，文书留着。文书在，地就还是咱家的。”

    他爹不懂，他也不懂。地界上的大槐树还在，树底下那块界石还在，可树和石之间那些田，春天翻起的是别人家的犁沟。每年春耕，陈翁都要走到田埂上，远远地站着看。王大户家的长工认得他，招呼也不打。那二十亩，如今是王大户庄田的一角，种的全是上好的麦。

    陈翁的孙子，八岁，叫陈豆儿。豆儿问他：“爷爷，咱家的地呢？”

    陈翁张了张嘴，说：“在那边。”

    “那边是王家的地啊。”

    陈翁不说话了。他把那张文书从怀里掏出来，豆儿凑过来看，只看见一片发黄的纸上，趴着几个黑黑的字。豆儿问：“爷爷，这上头写的啥？”

    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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