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逃户名册——均田制的裂缝

    天宝十三载，深秋，长安。

    户部架阁库的灯，半夜还亮着。值班的书吏姓柳，二十出头，入部三年，管着最没人愿意管的一摊事——逃户。

    架阁库的架子顶到房梁，一摞一摞的黄册堆上去，积了灰。这里的册子，是国家的账本：户籍、田册、租庸调籍、赋役簿。每一册，都曾经是活人——是渭南的农人、河东的织户、淮南的盐丁，被书吏们一笔一笔，写进纸里。柳书吏今夜翻出来的这一册，是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时的案卷。他认得这册子，因为他翻过不止一次。册首贴着一行字：“括天下逃户，凡得客户八十余万，田亦称是。”

    八十余万。当年括出来的数字，够养活一个州的百姓。柳书吏把它从架上抽下来的时候，心里想的还是这句话。

    他听老吏说过，开元九年那次括户，是朝廷近百年最大的一次“清账”。宇文融带着劝农判官，一州一州地查，一县一县地核，把藏在山泽、躲在豪族庄园里的逃户，一个个找出来，编入户籍，授给田土。榜文贴到乡里：“诸色逃户，限百日首，免罪复业。”那时候，州县衙门挤满了回来认籍的人，驿马跑断了腿，册子堆得比人高。朝廷的岁入，一年之间，多了数百万缗。

    那几年，人人都说，逃户的问题，解决了。

    可今夜，他拿这册子，是为了对账。

    他案头摊着另一册——天宝十三载新造的都账。两册摊在一处，烛火跳了跳，把两片昏黄映在同一页纸上。柳书吏一页一页地翻，翻到一半，手停住了。

    开元九年册上的名字，有很多，又出现在天宝十三载的逃户册上。

    不是重名。是同一户。他核对过县乡里坊，连曾祖的名字都对得上。三十多年前，宇文融的劝农判官们，骑着驿马跑遍州县，把这些逃户从山泽之间一个个找回来，编入户籍，授给田土，让他们“复业”。朝廷的账上，多出八十万户，每年多收数百万缗钱。

    三十多年后，他们的子孙又逃了。

    柳书吏把两册并排摆在灯下，忽然觉得，这册子不是纸做的，是水做的——三十年前倒进漏壶里的水，又从壶底漏了出来。

    均田制，本是这个帝国最结实的地基。

    武德七年，高祖定均田令：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，口分田八十亩；老男、残废者减半，寡妻妾各给三十亩；永业田树以榆、枣、桑、麻，身死传于承户之子孙，口分田则身死还官，另行授受。朝廷给每户百姓一份地，百姓回报朝廷三样东西：租，每丁岁纳粟二石；调，随乡土所产，纳绫、绢、絁、布；庸，每丁岁役二十日，不愿役者，日折绢三尺。

    一夫受田百亩，岁出二石粟、二丈绢、六丈庸绢。九百万户百姓，就是九百个百万的粟、绢、布，流进长安的仓库，再流出去，养官、养兵、养这个王朝的一切。

    这套制度好不好？柳书吏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他只知道，三十年前宇文融括出来的那些“复业”户，是均田制还能兜住逃户的证明；如今他们又逃了，是这张网已经兜不住了。

    他曾经查过本朝的户籍之制。按《唐令》，天下户籍，三年一造，以乡为单位，一式三份：一份留县，一份送州，一份送尚书省户部。造籍之前，州县要“团貌”——把百姓集合起来，当面核对年龄、形貌、丁口，防止漏报、虚报。玄宗登基那几年，还亲自过问过几次造籍的事，说“户口，国之本也”。

    可如今，造籍还是三年一造，团貌还是照样团，只是越来越像走个过场。书吏们心里都有数：册子上写八十亩的，地里未必有二十亩；册子上写“课户”的，人未必还在县里；册子上写“丁”的，可能已经死了三年，只是家里人不上报——报了，就要多缴那份“口分田还官”的田。多报一个死人，就多占一份地，少缴一份税，谁会去报？

    制度还是那个制度，人心已经先漏了。

    授田早就授不足了。开元以来，天下户口日增，田地就那么多。狭乡之民，有授田三十亩、四十亩的，能授到七十亩的就算宽乡；更有“有田无籍、有籍无田”之说，册上写的八十亩，地里找不出二十亩。田不够，赋役不饶，人只好逃。

    逃到哪里去？往宽乡逃，往山泽逃，往庄园里逃，往城市里逃。逃进豪族庄园的，成了“客户”，替庄主耕田，免了朝廷的租庸调；逃进长安的，成了坊市里的佣工、商贩，户口挂在别处，人却再不会回去。朝廷的税册上，人越来越少；豪族的庄册上，人越来越多。

    柳书吏算过一笔账：一个丁，一年要缴租二石、调绢二丈、庸绢六丈。他逃了，朝廷这一年就少二石粟、八丈绢。一万个丁逃了，就是两万石粟、八万丈绢。他管着逃户册，心里门儿清：这些年逃的，何止一万。

    可这账，他不敢往上报。报上去，户部侍郎要追问他“何以逃者日众”——他答不上来。难道说，因为朝廷的地不够分了？因为豪族的地越并越多了？因为税越来越重了？这些话，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。

    他提笔，在天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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