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今夜，你我在长安城里，喝个痛快。”

    两个边将，在长安的馆驿里喝了一夜的酒，谁也没有再提禁军的事。

    政事堂里，杨国忠也在“整军”。

    他整顿的，是军饷的账。他对玄宗奏报：“禁军十万，岁费巨万，臣已核减浮冒，岁省三百万贯。”玄宗大悦，说：“国忠善理财。”

    没有人问：禁军实额多少？能打仗的又有多少？

    只有一个人问过——太府寺的一个小吏，在造军籍册的时候，多嘴说了一句：“册子上十万，领饷的八万，能站到校场上的，五万。”这话传出去，小吏被贬到岭南。从此，再没有人敢数禁军的人头。

    杨国忠的账，越算越精。他把禁军的军饷，核减了三成，说“虚额太多，核减浮冒”。省下的钱，进了大盈库。禁军将士的饷，本来就薄，又减三成，兵士们敢怒不敢言——操演的时候，越发懒散。

    天宝年间，天下镇兵四十九万，马八万余匹，而精兵强将，尽在边陲。西北，哥舒翰陇右、河西精兵十余万；东北，安禄山三镇十八万三千九百；安西、北庭，高仙芝、封常清所部数万。关中腹地，禁军虚额十万，实不满额，且多为市井之徒。中央能调动的能战之兵，不足四万。

    这年秋天，陇右也送来一份兵册：哥舒翰所部，精兵十二万，皆是河西、陇右的久战之士。玄宗把两份兵册放在一处，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边兵强，朕心甚慰。”——他欣慰的，是边患可平；没有人告诉他，边兵太强，本身就是最大的边患。

    天平的一端，是十八万三千九百个精壮的边兵；天平的另一端，是十万个花名册上的名字。

    这个天平，安禄山称过。

    范阳的灯，越燃越亮。

    第四节长安街头的民谣——“禄山来，禄山来”

    天宝十三载六月，兴庆宫。

    玄宗刚看完一摞奏章，倚在凭几上，忽然对高力士说：“朕今老矣，朝事付之宰相，边事付之诸将，夫复何忧！”

    高力士侍立了半辈子，这句话他听过太多次。可这一次，他开口了。

    臣闻云南数丧师，又边将拥兵太盛，陛下何以制之？

    臣恐一旦祸发，不可复救，何谓无忧也！——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七

    玄宗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住了。

    他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卿勿言，朕徐思之。”

    高力士伏地谢罪：“臣狂疾发，妄言，罪当死。”

    玄宗摆摆手，让他退下。高力士退到阶下，没有再说话——他想起十几年前，自己也这样谏过一次，玄宗一句“卿且退下”，他从此再不敢言。如今他忍不住又言了一次，玄宗的回答，还是那句“卿勿言”。

    只是这一回，高力士知道，不是他不说了，是说了也没用了。

    秋天，长安街头开始传一首童谣。

    最先是从西市口传起来的。几个小儿拍着手，绕着卖胡饼的摊子唱：

    禄山来，禄山来，铁骑如云出燕台；

    禄山来，禄山来，长安城门为谁开？

    卖饼的老汉抄起擀面杖作势要打：“谁教你们的混账话！”小儿们一哄而散，跑出几步，回头又唱。童谣传得飞快——三天，从西市传到东市；半月，满城都是。

    有人当笑话听：“那胡儿胖成那样，进得了长安城么？城门洞倒有他两个宽。”众人哄笑。说这话的人，多半没有见过范阳的兵——长安城里见过范阳兵的人不多，可每一个见过的，都不笑。也有人当了真，夜里悄悄收拾细软，拖儿带女往山里躲。酒肆里有人喝醉了，拍案骂：“安禄山来了，第一个杀的就是杨国忠！”同桌的人赶紧捂住他的嘴，丢下酒钱，架着他走了。

    童谣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有人说是小儿们自己编的，有人说是范阳的细作散布的，还有人说是杨国忠的人放出来的——想把水搅浑，好逼玄宗动手。众说纷纭，没有人去查，也查不出来。

    京兆尹抓了几个传谣的，杖责示众，又出了告示，禁止传唱。可禁了西市，东市又唱；禁了城里，城外又唱。堵得住一条街的嘴，堵不住满城的耳朵。

    朝堂上，没有人提安禄山。

    只有一个人例外——太子李亨。他曾借着入宫问安，婉转提了一句“边将权重”。玄宗看了他很久，说：“卿勿多言。”太子低头，从此也不提了。他太清楚这个父皇了：李林甫构陷他多年，父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如今他若多嘴，惹恼了父皇，连太子的位置都保不住。

    朝堂上，没有人提安禄山。

    杨国忠的案头，弹劾安禄山的奏章堆了半尺高，他压着，挑几本最轻的送进宫里。玄宗翻了翻，不置可否，丢在一边。朝会上，群臣奏事，说钱粮，说水旱，说科举，说礼乐——没有人提那三个字。仿佛那三个字是什么忌讳，提了，天就要塌。

    政事堂里，杨国忠照样算他的账，算盘珠子拨得飞快。

    杨国忠不是没动过手。天宝十三载夏，他派门客何盈、蹇昂，到范阳去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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