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转头就忘了，那三篇赋的作者，还坐在集贤院里，等着一个“下文”。

    集贤院里，枯坐的不止他一个。

    对面那位，姓郑名虔，是广文馆的博士。郑虔比杜甫大十几岁，会写诗，会画画，会写字，天子亲口赞他“郑虔三绝”。可就是这位“三绝”先生，在长安混了半辈子，还只是个教书的博士，穷得叮当响。两人熟络之后，郑虔常来找杜甫喝酒——不是酒楼，是街边的小铺，一人一碗浊酒，一碟咸豆。

    到了盛夏，两人连浊酒也省了。集贤院的老槐树浓荫正盛，郑虔打发书童上街，买两碗槐叶冷淘回来——采嫩槐叶捣汁和进面里，擀细切长，过一遍井水，面丝青碧莹莹，浇一勺醋，撒一撮胡麻。杜甫吃得畅快，说这是穷人的冰盘。郑虔说：杜二，记住这个味儿。往后你富贵了，怕是再也想不起。杜甫说：我一辈子记得。

    有一回，郑虔喝多了，拍案说：“杜二，我比你早来长安十年。十年前，我也以为，圣上记得我郑虔的名字，我就有出路了。可圣上记得我的名字，是因为我会画画，会写字，会写诗——圣上从来不想想，郑虔也是要吃饭的！”

    “圣上记得你的诗，”他指着杜甫，又指了指自己，“圣上记得我的画。可圣上从来不想想，写诗的人、画画的人，也是要吃饭的！”

    杜甫没有接话。他端起酒碗，喝了一口，觉得那酒，又苦又涩。

    第一年，他等来了一场春雪。

    第二年，他等来了一场秋雨。

    第三年，天宝十一载冬，右相李林甫死了。新宰相杨国忠入主政事堂。集贤院换了主事，满院的人，都在忙着巴结新贵，没有人记得，案头还压着三篇赋。

    郑虔临走前，来看了杜甫一眼：“杜二，我回不了头了。你还有诗——你还有诗啊。”

    杜甫笑了笑：“诗，又不能当饭吃。”

    郑虔也笑：“可诗，能让你记得，自己是个活人。”

    第三年，他等来了一首诗——不，是等来了一次登塔。

    天宝十一载秋，高适从封丘来了，岑参也从安西回来了。三位老朋友，加上储光羲、薛据，一起登上了慈恩寺塔——就是长安城里那座高高的大雁塔。

    塔有七层。他们一层一层地爬上去，越爬越高，风越来越大。到得顶层，凭栏远望，整个长安，尽收眼底：南边的终南山，像一道青色的屏风；北边的渭水，像一条银色的带子；城里的宫阙楼台，密密匝匝，一直铺到天边。

    高适扶着栏杆，叹道：“登高望远，才知道长安有多大。”

    岑参道：“大了，才装得下这么多贵人。咱们几个，都是贵人脚下的草。”

    众人都笑。笑着笑着，又不笑了。

    高适是封丘县尉——一个从九品的小官，每日里拜迎官长，心都要碎了。岑参从安西回来，满身的风沙味，依旧是一介布衣。储光羲做了个不咸不淡的县尉，薛据更不用说。至于杜甫——集贤院待制，听起来体面，实际上，连俸禄都没有。

    “杜二，”高适忽然问，“你的赋，有下文了吗？”

    杜甫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我就知道。”高适苦笑，“我高适活了四十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下文了——没有下文，就是下文。”

    众人都沉默了。

    夕阳西下，塔影拉得老长。杜甫望着远方那片渐渐暗下去的天色，忽然觉得，脚下这座繁华的长安城，像一艘正在漏水的大船。他不知道这种感觉从哪里来，只觉得，那一片一片的宫阙，那一条一条的街市，在他眼里，忽然都变得不真切起来。

    他回到家里，研墨，铺纸，写下了一首诗。题目叫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。诗里有两句，写的是他登塔时看见的——他其实什么也没看见，他只是觉得，这天色，好像要变了：

    秦山忽破碎，泾渭不可求。

    俯视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。

    这首诗写完之后，他搁下笔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句子。秦山怎么会破碎呢？泾渭怎么会不可求呢？长安的太阳，明明还高高地挂着。他把诗稿收起来，压在箱底，没有给任何人看。

    ——他怕别人说他，疯了。

    第三节幼子饿死——入门闻号啕

    天宝十三载秋，长安下了一场大雨。

    那雨下了六十多天，把整个长安都下烂了。屋瓦漏了，垣墙塌了，东市的水积了半人深，西市的米价，一天涨一个样。天子在兴庆宫里问宰相：雨这么大，庄稼可还保得住？宰相杨国忠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好禾苗，说：陛下请看，雨虽大，不害稼也。

    长安的百姓，在雨里跪着。

    杜甫的屋子，也漏了。他坐在床上，怀里抱着最小的儿子——那孩子还不会走路，瘦得像一只小猫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他的妻子杨氏，把最后半升米熬成粥，先喂了孩子，又喂了大儿子宗文，最后把锅底刮下来的，端给丈夫。

    “长安的米，咱们吃不得了。”杨氏说，“听说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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