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宝元年，天下户八百五十二万，口四千八百九十一万——有唐以来，户口之盛，无过于此。

    白承业把账册呈上去的时候，手都在抖。他当了一辈子户部的小吏，经手的账册不计其数，可从来没有一册，像这一册这么重。他记得开元元年，他刚进户部那年，天下户口，不过六百万上下。三十年间，他眼看着那一笔一笔的数字，从六百万，涨到七百万，再到八百万，如今，八百五十二万。他算过：这册账上，每一笔，都是一户人家，一个屋檐，几口人，几十亩田。八百五十二万户——那是八百五十二万个屋檐。

    账册送到御前，玄宗亲手解开麻绳，一页一页地翻。

    白承业跪在阶下，偷偷抬头，看见天子的手指，在那些数字上一行一行地划过去。他忽然觉得，那些数字，比他自己的一辈子都重。他爹白老三，是万年县的农户，一辈子没进过城，交了一辈子租庸调，最大的愿望，是家里能添一头牛。他白承业能进户部当差，靠的是他爹供他读了几年书。他每次誊抄账册，都会想起他爹——他爹那样的人，在这账册上，只是一笔。八百五十二万笔，就是八百五十二万个白老三。他想着想着，眼眶就有点热。可天子在上，他不敢失仪，只把腰弯得更低。

    十道，他一道一道看：关内、河南、河东、河北、山南、陇右、淮南、江南、剑南、岭南。河北最多——那里的桑麻，织出了大唐一半的绢帛；江南最富——那里的稻米，养活了长安一半的人口；剑南有茶，岭南有珠，淮南有盐，陇右有马……每一道，都是一方水土，一方人。他又看岁入：租粟、庸调、地税、户税——那一条条数字，在他眼里，不是数字，是太仓里堆成山的粟米，是左藏库里叠成垛的绢帛。太仓的粟，陈陈相因，红腐不可食；左藏的帛，岁积如山，白蚁都咬不穿。

    他翻到最后一页，忽然问：“开元元年，天下多少户？”

    高力士想了想：“约莫六百万。”

    玄宗点点头，把账册合上，抚着牛皮封面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低声说：“三十年前，朕刚即位的时候，天下残破，户口凋零。朕站在勤政务本楼上，看着长安城的灯火，稀稀落落。那时候朕想，什么时候，这城里能亮成一片灯海，朕这个皇帝，就算没白当。”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看着殿外。长安城的天，蓝得发亮。

    “如今，八百五十二万户。朕的天下，成了。”

    高力士垂手道：“恭喜陛下。”

    玄宗笑了。他笑得像个终于等到收成的老农：“力士，你说，朕这三十年，是不是没有白过？”

    高力士想说“没有白过”，话到嘴边，又想起昨夜玄宗在圜丘上失神的样子。他顿了顿，说：“陛下辛苦。”

    玄宗没有听出这句话里的另一层意思。他命人把账册誊抄一份，送进史馆存档，又命人把太仓、左藏的钥匙，好好收着。他抚着账册，心里盘算着：开元的三十年，攒下了这份家底；天宝的年月，他要好好守着这份家底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的是，后来有一位诗人，在安史之乱的烽火里，逃难途中，想起天宝元年的长安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

    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

    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

    那是杜甫，写于安史之乱以后。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天宝年号早就不用了，长安城头的旗，也换过颜色了。他笔下的“开元全盛日”，一半是记忆，一半是痛——记忆里的日子越好，痛就越深。

    而在天宝元年的这个春天，没有人知道这些。户部的老吏们翻着账册，有人忽然说：“这里头，有八十万户，是当年劝农使宇文融，从天下检括回来的。”——宇文融已经死了十几年了，他的坟头，怕是草都长高了。可他的八十万户，还在这册账上，一粒米、一尺布地，撑着这盛世的仓廪。账册上的数字，像一座看不见的山。山有多高，盛世就有多高。只是山到了顶点，再往前走，就是下坡——那时候，没有人知道。

    第四节顶点即下坡——华清池的暖雾

    天宝元年的冬天，来得比往年早。十月里，骊山就落了雪。雪一下，玄宗的銮驾，就上了华清宫。

    华清宫，是玄宗最爱的行宫。骊山有温泉，汤池数十，水汽氤氲，冬暖如春。每年十月，玄宗都要来住上一阵子——批折子，听曲，泡汤，看骊山的雪。从前，他住十日半月就回长安；这几年，越住越久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，常常过了年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城。

    这一年的华清宫，比往年更热闹。玄宗身边，多了一个会讲经的人。

    此人姓陈，名希烈，博学多才，最善讲老庄。玄宗御注《道德经》那几年，陈希烈就是讲官之一；《道德经》注成之后，玄宗得意，常召他来，听他讲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陈希烈讲经，深入浅出，妙趣横生，比政事堂的奏章好听一百倍。玄宗听得上瘾，索性把他带上了华清宫。

    温泉池边，水雾缭绕。玄宗泡在池子里，闭着眼，听陈希烈讲《老子》。陈希烈讲“无为而治”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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