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列。李适之性情疏放，好宾客，玄宗待他也不错。李林甫便在心里盘算：李适之，是挡我路的人。可他面上不露分毫，反而与李适之过从甚密，推杯换盏，亲热得像亲兄弟。有一天，李林甫对李适之说：华山之下，有金矿焉，采之可以富国，上未知之也。李适之信以为真，次日上朝，把这件事奏给了玄宗。玄宗很高兴，转头问李林甫：适之奏华山有金矿，卿以为如何？李林甫从容答道：臣久知之。华山者，陛下本命，王气所在，凿之非宜。故臣不敢言。玄宗听了，怅然良久，从此对李适之，冷淡了下来——你连天子本命山的主意都敢打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李适之到死都不知道，那个对他笑得最亲热的人，就是往他脚下挖坑的人。

    这就是李林甫的剑法：不见血，不闻声，只在谈笑之间，让人坠入深渊。

    独相之后，政事堂里的朝会，也变了味道。

    从前，张九龄在时，政事堂议事，各抒己见，有争有辩。如今，李林甫端坐堂上，牛仙客坐在他下首，唯唯诺诺，从不多言。百官奏事，玄宗问：诸卿以为如何？堂上堂下，一片寂静。人人都拿眼睛看李林甫——看他点头，众人才敢点头；看他摇头，众人便齐声说不可。玄宗有时也觉出不对味，问一句：卿等何无一言？群臣低头，仍是无言。李林甫便笑着替大家回答：陛下圣明，群臣将顺之不暇，何须多言。玄宗听了，觉得有道理——是啊，朕的天下，办得这么好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
    百官候朝，也生出了新的规矩。政事堂外，有一片廊庑，宰相们上朝之前，都在那里等候。张九龄做首辅的时候，廊庑里人来人往，官员们上前禀事、问安，有说有笑。如今，廊庑里安静得可怕：李林甫不到，百官不敢先入；李林甫一到，百官屏息侧立，垂手躬身，像一队木偶。李林甫走过去，偶尔和谁打个招呼，那人便受宠若惊，连称“李公”。私底下，人们悄悄说：如今的政事堂，只听得见一种声音了。

    张九龄引荐过的人，被一个一个清出朝堂。严挺之贬了，卢绚贬了，那些曾在曲江诗酒之间与张九龄往来的文士，要么外放，要么赋闲。李林甫的政事堂，容不下第二种声音，也容不下第二张脸。

    第四节堵塞言路——“立仗马”之喻

    独相之后的李林甫，站到了权力的顶峰。可顶峰上的风，比山脚下大得多。

    李林甫自己清楚：他得罪的人太多了。他排挤过的宰相，张九龄、裴耀卿、李适之；他贬斥过的官员，严挺之、卢绚、一长串的名字；他构陷过的人家，提起他，没有一个不咬牙。他怕。史书上说，李林甫自以多结怨于天下，恐刺客刺己：出门的时候，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，金吾静街，前驱数百步之外；居家的时候，一夕数易其床，连他的家人，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哪一间房。堂堂宰相，把日子过成了惊弓之鸟。

    他的宅子在平康坊，修得并不招摇——里里外外，却处处是机关。院墙加高了三尺，墙头插着碎瓷片；门房里的家人，个个腰里别着短刃；花园里养着几条猎犬，夜里一有动静，就叫成一片。李林甫的书房，在宅子最深处，四面都是夹壁，夹壁里藏着亲兵。他睡觉的地方，一夜之间，要换好几处：先睡正房，半夜移到厢房，天快亮时，又挪到书房的暗间。家里的老仆，替他铺床铺了二十年，也不知道他最后一夜，到底歇在哪一进院子。李林甫的子女们，也习惯了父亲的神出鬼没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防的不是贼，是人心——他这一生，算计了太多的人心，所以他比谁都清楚，人心这东西，一旦被算计了，是会记仇的。

    他怕刺客，更怕一样东西：声音。

    他怕朝堂上有人说话，怕言路上有人开口，怕那些他看不见的角落，冒出他不爱听的声音。于是，开元二十五年前后，李林甫做了一件让后世史官记了一千年的事——他召见谏官，说了这样一番话。

    那天，李林甫把补阙、拾遗、监察御史们召到政事堂。他坐在堂上，脸上照例挂着笑，语气却冷得像初冬的河：

    “今明主在上，群臣将顺之不暇，乌用多言！诸君不见立仗马乎？食三品料，一鸣辄斥去，悔之何及！”

    立仗马，是宫门仗队里的马。这些马，披着锦鞍，悬着铃铛，立在宫门两侧，仪仗威严，华丽非凡。它们吃的料，是照三品官的规格供应的——上等的豆料，精细的草料，比许多小官家的口粮还好。它们的工作，只有一样：站着。从日出站到日落，一声不叫，一动不动。宫门里，天子往来，百官出入，它们看在眼里，一声不吭。朝廷给它们三品的待遇，买的就是它们的沉默。

    一鸣辄斥去——谁要是不识相，叫了一声，立刻撤下去，换一匹新的立仗马。李林甫的比喻，说得明明白白：你们这些谏官，就是朕的立仗马。吃我的，喝我的，就给我安安静静站着。谁想开口，先想想后果。

    满堂的谏官，没有一个敢接话。

    有一个补阙，名叫杜琎。

    杜琎是个老实人，读书出身，考中进士，熬了多年，才补了个谏官的缺。补阙的职责，是向天子进谏，拾遗补阙——这是大唐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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