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，平平稳稳地从仓边驶过，再也不必在神门、鬼门之间搏命，都呆住了。有个老船工，在三门撑了一辈子船，一只眼睛被礁石溅起的浪花打瞎了。他看着那一队队绕开三门的船，忽然蹲在地上，哭了。问他哭什么，他说：我那些死在三门里的弟兄，没赶上这一天。

    新法推行三年，效果惊人：三年间，漕运至京师的粮食，累计七百万石；岁运之数，从一百余万石，增至三百万石以上；每年省下陆运之费，三十万贯。三十万贯是什么分量？够养十万大军一年，够修十座含嘉仓，够给全天下在籍的丁壮，每人发一尺绢。长安的太仓，前所未有的充盈；关中缺粮的警报，从此绝少响起。史官们把裴耀卿的名字，与漕运连在一起，记进了《食货志》。

    裴耀卿的名声，比宇文融好得多。

    宇文融括户，动的是豪门的奶酪，得罪的是权贵；裴耀卿漕运，省的是朝廷的钱，惠及的是百姓。朝野上下，提起裴耀卿，都说他是“能臣”、“良相”。可裴耀卿自己，心里明白：他省下的三十万贯运费，动的是多少人的饭碗？旧漕运的陆运队，车夫、牛户、脚夫，全靠这条陆路吃饭；新法一改，十八里陆运，十去其九。那些失了业的脚夫，那些闲着了的牛，那些用不上了的车，不会记他的好。还有那些靠漕运吃回扣的经手官吏——粮过一道手，就有一道手的油水；如今船不越段，仓仓对口，油水就没了。裴耀卿知道，这些人，早晚要在朝堂上，跟他算这笔账。

    他只是没有说破。他把漕运的账册，一册一册，整理得清清楚楚，交了上去。

    第四节财臣之殇——“开元财臣”的结局

    先走的是宇文融。

    宇文融拜相之后，性子没有改，依旧锐进，依旧锋芒毕露。他掌着财政，又兼着别的差遣，事无巨细，都要过问。政事堂里，他说得最多；同僚们听着，渐渐不接话。有人说他招权纳贿，有人说他结党营私，有人说他欺君罔上——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奏章一封接一封地递到御前。宇文融的政敌们，早已在暗处等着这一天。为相仅百日。开元十七年九月，诏书下：宇文融罢相，出为汝州刺史。

    罢相的那天，宇文融出皇城，过朱雀门。门外的广场上，商旅往来，车马如流，与往常没有两样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：我今日去职，这长安，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。

    转过冬天，又一道诏书追到汝州：再贬，昭州平乐尉。昭州在岭南，远在数千里外。宇文融收拾行装，往南走。还没走到昭州，又一道诏书追来：流放崖州。崖州在海南，比昭州更远。押解官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宇文融自己倒平静了，对押解官说：走吧。敕旨一道比一道远，说明有人不想让我活着回长安。走就是了。

    押解官押着他，出潼关，过洛阳，一路向南。

    洛阳是大唐的东都，天下的都会。宇文融到洛阳的时候，正是春日。洛阳城的大街上，店铺林立，行人如织：南市里，胡商们吆喝着卖香料、卖宝石；北市里，船帆林立，漕粮、丝帛、茶叶，一船一船地卸；街边的食肆里，胡饼的香气飘出来，勾得人走不动道。市井的繁华，与去年、与前年、与宇文融做监察御史时，一模一样。人们照样买米买菜，照样赶集上会，照样为一文钱的价，争得面红耳赤——没有人知道，这个被押着走过大街的中年人，曾经让八十万户逃民重归户籍，曾经让大唐的库房里，多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缗钱。

    押解官在一家食肆前停下来，买了两张胡饼，递了一张给宇文融。宇文融接过胡饼，没有吃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忽然说：

    “你看，这盛世，是我们这些‘聚敛之臣’，一粒米、一尺布，攒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押解官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“可史书上，只会写我们‘苛政’。”宇文融咬了一口胡饼，嚼着，咽下去，“写我们括户，是扰民；写我们理财，是聚敛；写我们改革，是邀宠。至于八十万户逃民有没有地种，太仓的米够不够吃——史官们不写。”

    押解官依旧没有回答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只是个押解官，他的差事，是把这个人送到崖州去。至于这个人做过什么，史书会怎么写——那不是他的事。

    宇文融也没再说话。他吃完那张胡饼，拍了拍手上的渣，跟着押解官，继续向南走。

    开元十八年，宇文融病卒于流放途中。他没能走到崖州。

    消息传回长安，朝堂上没有人提起。市井间也没有人议论。只有户部衙署里，那个管了二十年账册的老吏，在整理旧档的时候，翻出了开元十二年那份括户的账册，怔了半晌，又把账册放回了原处。账册上，八十余万户的数字，还在那里，白纸黑字，一清二楚。

    史书上，对宇文融的评语，只有四个字：聚敛之臣。《新唐书》说他“以聚敛进”，说他“性急多怨”；《资治通鉴》记他括户之功，也记他“务为苛暴”。千百年后的人读史，读到宇文融，想起的，多半是“苛政”二字。可翻开《食货志》的账册：开元年间，户口的增长、太仓的充盈、用度的宽裕，桩桩件件，都写着括户两个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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