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御史中丞、御史大夫，恩宠日隆。

    朝堂上，对宇文融的议论，也一天比一天多。

    宰相张说，就很不以为然。张说是开元年间最有才名的宰相，文章冠绝一时，门生故吏遍天下。他说：括户括出八十万，固然是功劳；可天下户口，哪能一括就清？州县为了邀功，把好好的百姓逼得鸡飞狗跳，这哪里是爱民，分明是扰民。又说：宇文融此人，志大才疏，以聚敛邀宠，非宰相之器。宇文融听了，不动声色。可他心里记着。开元十四年，宇文融联合御史台的同僚，弹劾张说：引术士占星，徇私受贿，结党营私。奏章雪片似的递上去。玄宗查办，张说罢相，贬为尚书右丞相，闲居家中。这是开元年间，朝堂上第一场大政争的落幕。胜的是宇文融，败的是张说。可朝野上下都看得清楚：这场政争，争的不是是非，是权柄。

    开元十七年六月，宇文融拜相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    一个“聚敛之臣”，走进了政事堂。有人祝贺，有人冷笑，更多的人，在看。看这个靠括户起家的财臣，能把大唐的钱袋子，管成什么样。

    第三节裴耀卿漕运——“变陆运为水运”

    括户之后，人有了，田有了，税有了。可大唐还有一根血管，一直堵着——漕运。

    长安在关中，关中地狭人稠，所产的粮食，养不活京师。大唐的官俸、军粮，要靠东南的漕粮接济：江淮的米，沿运河、入黄河，西运关中，这叫漕运。一百年来，漕运的规矩没变过：漕船从扬州出发，经汴河、入黄河，逆流而上，至陕州；陕州以西，黄河三门峡水势太险，漕船不敢过，粮食要卸上岸，改由陆运，车拉牛驮，运到长安。一年运粮一二百万石，就够朝廷忙活一整年。

    问题，就出在这段陆运上。

    从洛阳到长安，陆路八百里；从陕州到长安，也有六百里。六百里陆运，一石粮的运费，要花去一千文钱；而粮本身，一石才值几十文。运费是粮价的十倍还多。运到长安的一石米，一半是米，一半是脚钱。更要命的是三门峡。三门者，神门、鬼门、人门也。黄河在这里被山势一束，河水如沸，中有砥柱，船行至此，十有七八要翻。老船工说：神门不敢过，鬼门过不去，人门过去，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三门的险，是天下闻名的：黄河到了这里，被两山夹住，河面骤然收窄，水流如箭；河心立着三根石柱，浪头打上去，碎成一天的白雾。船进三门，先要认准水道，一桨偏了，不是撞上石柱，就是被浪掀翻。漕船过三门，船工们要在岸边烧纸祭河神，求神门、鬼门、人门，今天开恩，放这一船过去。每年漕运，三门之下，总要沉几船粮，死几个人。朝廷不是没想过办法：开陆路、修栈道、改车运——都试过。陆运的车，走一趟，车坏牛死；运费贵，耗损大，运量还上不去。年年运，年年亏，年年不够。

    开元二十一年，又一位财臣，走到了台前。他叫裴耀卿。

    裴耀卿比宇文融年长十岁上下，绛州稷山人。此人行事，与宇文融大不相同：宇文融性急，锐意进取，如快刀；裴耀卿性缓，老成持重，如钝斧。他做地方官多年，从长安令做起，历州刺史、京兆尹，所到之处，以宽厚著称，百姓爱戴。开元二十一年，玄宗擢裴耀卿为宰相，兼江淮河南转运使，把漕运的担子，交给了他。

    裴耀卿接了这个差事，没有急着上任，先把漕运的旧账，翻了个底朝天。

    他算了一笔账：漕粮从江淮到长安，全程数千里，船换车，车换船，一石粮的运费，抵得上粮价的十倍。钱花在哪儿了？花在“车牛”上——陆运的牛，要人养；陆运的车，要人修；陆运的夫，要人雇。六百里陆运，就是六百里银子。他又算了一笔账：江淮的粮，不是不能多运，是运不到——船到了陕州，过不了三门；粮堆在岸边，等着车拉，一年就那么几个月，运多少，全看有多少车、多少牛。

    算完这两笔账，裴耀卿上疏，提出八个字：变陆运为水运，分段转运。

    他的办法是：在黄河与汴河交汇处的河口，置河阴仓；在三门之东，置集津仓；在三门之西，置盐仓。江淮的漕船，只运到河阴仓，卸粮入仓，船即回航；河阴仓的粮，由黄河船运至三门东的集津仓；三门天险，粮不入河，改由陆运十八里，运到三门西的盐仓；盐仓的粮，再装船，逆流而上，运至太原仓，转漕入关。每一段，都有仓；每一段，都换船；船不越段，段段接续。三门之险，用十八里陆运绕过；其余千里水路，全走水运。这样，运费大省，运量大增，一年四季，都能运粮。

    开元二十二年的春天，第一支按新法编组的漕船队，从扬州出发了。

    船队入汴河，过通济渠，一路北上。船到河阴，不再西进，船夫们把粮一袋袋卸进河阴仓，然后掉头回航——往年，他们还要咬着牙闯三门，今年，不闯了。河阴仓的守仓吏，看着仓廪渐满，连夜给长安发了一封喜报。三门东的集津仓，十八里陆路上，牛车来来往往，把集津仓的粮，一车车运过三门，卸进盐仓。盐仓西边，又是一队漕船，等着装粮西行。老船工们站在三门峡口，看着自家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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