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他寻个由头贬出京去。他常对朝士们说：明主在上，群臣只要顺从照办就好，何必多言？于是朝堂上，再没有人议论边事、兵事、财赋——大家议论的，只剩下歌功颂德。安禄山在范阳的动静，边将拥兵的隐患，南诏边境的怨气，都在这“何必多言”四个字里，被轻轻盖了过去。史家后来说，开元之治的清明，到李林甫为相，就断了。

    这三道裂缝，边将、财赋、朝纲，合起来，就是后人所说的“外强中干”——表面上看，四海升平，兵强马壮；骨子里，兵不识朝廷，财不敷急用，言路壅塞，上下相蒙。史家后来说，开元之盛，盛在表面；天宝之乱，乱在骨里。骨子里的病，是从开元末年就开始的。

    那时候，不是没有人看见。

    张九龄看见了。他做宰相的时候，玄宗问他安禄山其人如何，他说：安禄山貌有反相，不杀，必为后患。玄宗不听，反而觉得张九龄多疑，后来竟因此疑他。开元二十八年，张九龄病逝于韶州。他死的时候，天下还不知道，那个被他说中的人，正在范阳一天天做大。

    很多年后，有一位诗人路过长安城郊，听见老兵和新兵的道别声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——那时候，天下已经不再是开元的样子了：

    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。

    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。

    而开元二十九年冬的长安，还看不见这些。

    那一年的冬天，玄宗在兴庆宫里，看了一场胡旋舞。舞罢，他赏了乐工，又饮了几杯酒，对高力士说：朕即位以来，近三十年，四海无事，四夷宾服。朕觉得，这天下，算是坐稳了。

    高力士赔笑：陛下圣明。

    玄宗又说：当年太宗皇帝，四夷称“天可汗”；朕今日，也算是吧。

    高力士没有接话。他侍奉天子四十年，见过太宗的余威，见过武后的铁腕，见过中宗、睿宗的乱局，也见过这个天子从意气风发到踌躇满志。他隐约觉得，有些话不该说，说了，天子也不爱听。他只是又给天子斟了一杯酒。

    宫墙外，冬天的风，正从剑南的方向吹过来。风里，什么也听不见。

    开元二十七年秋，册封使自剑南回京复命。

    玄宗在紫宸殿召见。册封使呈上南诏的谢表，又述了一路的见闻：苍山的马，洱海的船，蒙舍川的稻田，姚州的集市——说得很细，玄宗听得很入神。末了，玄宗问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南诏如何？”

    册封使顿了一顿，斟酌着措辞，答道：“陛下，臣观南诏之兵，刀剑皆精；其心，未必全在大唐。”

    玄宗不以为意，笑了笑：“藩属而已。蛮夷之邦，给他名号，他自然知道好歹。”

    册封使还想再说，抬眼看见天子的笑意，便把到嘴边的话，咽了回去。

    十余年后，天宝年间，南诏与大唐交恶，两度大战，唐军尽没；其后数十年，南诏之兵，攻破成都外郭。那时节，剑南的烽烟烧红了半边天，长安的敕旨还走在驿道上——大唐的天子，再想起这句“藩属而已”，已经来不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