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天宠臣张易之的外甥，家道中落，流落剑南，在军中混了十几年，还是个跑腿的小吏。他端着酒杯，看张虔陀在席上骂南诏“蛮子不知好歹”，看满座官员纷纷附和，心里却在盘算另一笔账：姚州的水，要浑了。水浑了，大鱼小鱼都会浮上来——可浮上来的，未必轮得到他这条小鱼。

    酒席散后，杨钊去了姚州城里一家酒肆。酒肆的角落里，坐着他的至交好友，鲜于仲通。

    鲜于仲通是剑南本地人，家里薄有田产，为人慷慨，好结交。他这些年资助过不少落魄的读书人，也资助过杨钊——杨钊落魄时，衣裳、盘缠、酒钱，多是鲜于仲通给的。两人对坐饮酒，鲜于仲通先开了口：杨兄，张都督这样闹下去，早晚出事。

    杨钊说：出事是早晚的事。可出事的，未必是张都督。

    鲜于仲通问：那出事的，是谁？

    杨钊放下酒杯：是南诏，是洱海，是这剑南的边。南诏王忍得了三年五年，忍不了十年二十年。他若是反了，大唐打得下来，也要耗掉剑南半条命；打不下来，吐蕃就要进来。到那时，姚州这地方，谁都跑不了。

    鲜于仲通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杨兄，你既然看得这么明白，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

    杨钊笑了笑：我在等。

    等什么？

    等一匹能驮我出剑南的马。

    鲜于仲通没有听懂这句话。他想了想，说：我听说，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，是个识货的人。杨兄若是有心，我替你引荐。

    杨钊举杯：那就有劳仲通了。

    两人碰杯。窗外，姚州的月色照着洱海，洱海的水，安安静静地，没有声音。

    后来史家写到这一段，笔下的说法并不一致。有人说，张虔陀贪得无厌，逼反了南诏，是边患的祸首；也有人说，南诏早有异心，张虔陀不过是被推出来的罪名——史笔在这里留了白，真相埋在边关的风沙里，谁也说不清。只有一件事，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：那几年，姚州与南诏之间的驿道上，使者往来不绝，却再没有一封，是带着善意的。

    第四节盛世隐忧——“外强中干”的深患

    开元二十九年，大唐的账本上，写着一串好看的数目：天下户口八百余万，仓廪充实，米价平贱，四夷宾服，万国来朝。长安城里，胡商与唐人并肩而行；大明宫里，天子正筹备着新一年的郊祀。看起来，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盛世。

    可盛世的地基，已经开始裂了。裂缝不在长安城里，在长安看不见的地方。

    第一道裂缝，在兵。

    大唐的兵制，本是府兵制：均田制下，一户丁男，受田百亩，战时自备兵器粮草，随军出征，平时归田务农——兵农合一，国家不养闲兵，边塞不设常备。这套制度，靠的是均田制撑腰：有田，就有府兵；田在，兵就在。府兵制最盛的时候，天下有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，关中一地，就占了二百六十一个——拱卫京师，靠的就是这套兵马不离农、朝廷不养常备的制度。可到了开元年间，情形大变：均田制坏了，府兵领不到足额的土地；征战日频，卫士戍边，一去数年，生死不知。于是卫士逃亡，折冲府的兵额，一年空过一年。开元初年有人统计过，关中折冲府的实际兵员，不足在册之数的一半；老兵们说，当年戍边，朝廷还给赐田；如今戍边，连军粮都要自备。当兵的活不下去了，逃的逃、亡的亡，剩下的多是老弱；朝廷征发府兵，往往催逼多次，才能凑齐一队人。到开元十一年，逃亡的府兵已经多到朝廷无法可想，宰相张说上了一道奏疏，说：不如废府兵，募壮士为兵，由国家供给衣粮。

    玄宗准了。于是长安城里，多了一支叫彍骑的募兵，十二万人，职业当兵；边防上的各军，也纷纷改募兵。兵农分离了——兵，从农夫，变成了职业的军人；农，从此与兵再无干系。这一改，看起来是省了麻烦，实则埋下了大患：职业兵只听将军的号令，不听朝廷的号令；将军手握重兵，便有了自己的分量。

    第二道裂缝，在将。

    开元以前，边帅多由朝廷重臣出任，事毕即还，兵不宿将；开元以来，边将久任，节度使一身兼数职——军政、财政、监察，尽在其手。到天宝年间，天下的边兵，总数四十九万，马八万余匹；而长安城里的禁军，不过十二万。猛将精兵，尽在边镇；中央之兵，不足边军之零头。范阳那个叫安禄山的杂胡将领，一人领了三镇节度，拥兵近二十万——他的兵，认他不认朝廷。这些，开元二十九年的人还看不见；看得见的人，说了也没人信。

    第三道裂缝，在财。

    均田制坏了，租庸调也跟着坏——田地买卖，户籍隐漏，朝廷收的税，一年比一年难收。开元初年，宇文融主持括户，检括天下逃户，得户八十余万，算是给国库续了一口气；可这只是治标。府库的充盈，一半靠的是开元初年的积蓄，一半靠的是聚敛之臣的巧取。等到李林甫为相，专权固位，排挤言路，朝堂上的声音，就只剩下一种了。李林甫不学无术，却精于权术。他把言路堵死：玄宗想提拔的谏官，他先安排到闲职；敢上疏直言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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