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逃户之弊——均田制的裂缝

    开元九年，长安的春天来得早。

    正月里，皇城各衙署的灯，还亮在节日的余温里。户部衙署的灯火，却比别的衙门熄得晚。户部郎中郑元礼案上，摊着一册刚刚誊好的名册，名册的封皮上，用朱笔写着四个字：逃户名册。

    名册是各州报上来的，一州一册，一县一行。郑元礼翻开第一页，是关内道的华州：在籍户一万三千四百，逃户一千零五十二。再翻，同州：在籍户九千八百，逃户八百七十七。再翻，陕州：逃户九百三十一。河东道的蒲州，逃户一千一百零四；河北道的相州，逃户一千四百六十二；河南道的汴州，逃户一千二百一十九。一页一页翻下去，郑元礼的手，渐渐停住。他做户部郎中十二年，经手的账册，比这座衙署的砖还多。他记得贞观年间，天下户不满三百万；开元初年，户部统计在籍之户，已近七百万。可他知道，这七百万，是账上的数；账外的逃户，一年比一年多。他把名册合上，又展开，忽然想算一笔账：逃一户，失的是一丁的租庸调——租，粟二石；调，绢二丈或布二丈五尺；庸，岁役二十日，不役者折绢六丈。一户逃了，这一户的粮、这一户的绢、这一户的役，就全没了。一千户逃了，就是两千石粟、四万尺绢、两万日的役。而天下像华州、同州这样的县，数不胜数。

    均田制的账，要从一百年前算起。

    武德七年，高祖皇帝颁布均田令：天下丁男，十八岁以上授田百亩，其中永业田二十亩，传之子孙；口分田八十亩，身死还官。有田则有租，有租则有调，有调则有庸——租庸调，三样都落在人丁头上。这套制度，是大唐立国的根基：均田养人，人丁输税，税养官，官养兵，兵护田。一百年来，大唐的府兵从关中的折冲府里走出来，戍边、宿卫、征讨，铠甲自备，粮秣自备，靠的就是家里那百亩田。府兵是按丁点征的：三丁抽一，自备弓刀、铠甲、马匹、粮秣，战时出征，闲时归农。一个府兵，一年里大半的光景，是在田里度过的；田里的收成，一半养家，一半养兵。可要是田没了，兵就当不成了——开元以来，府兵逃亡的事，一年比一年多。折冲府的都尉们，点兵点到后来，常常对着空荡荡的军册发愁：册上的名字还在，人，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。府兵制这座大唐的兵营，和均田制这座大唐的粮仓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；藤根一松，两个瓜，都跟着蔫。大唐的官员领俸禄，俸禄里有禄米、有绢布，靠的也是那百亩田的租庸调。可以说，均田制是大唐的命脉；人丁，就是命脉里的血。

    开元九年，这条命脉，已经流得越来越滞涩了。

    长安的太仓里，粟米堆得冒了尖，是开元初年攒下的家底；洛阳的含嘉仓，窖藏充溢，史官们说，这是贞观以来没有过的富足。可户部衙署里，逃户的名册一年比一年厚。郑元礼记得，开元元年，天下逃户上报的数是八万；开元三年，十一万；开元五年，十七万；开元八年，二十一万。到今年，各州报上来的逃户，粗粗一算，已经逼近三十万。而郑元礼知道，报上来的，只是州县肯认的；真正逃的，是这个数的好几倍。他见过一份华阴县的呈文，只有短短几行字：本县某里，丁壮尽逃，所存者老弱妇孺，不能输税，请减征。县尉在呈文末尾，画了一个大大的“急”字，笔锋都劈了。

    逃户们逃向哪里？郑元礼心里有数。

    逃得近的，入了寺。天下寺院，田连阡陌，不输租庸调；百姓削发为僧，或投为寺户，官府便再管不着。长安、洛阳的名刹大寺，背后都站着成百上千的“逃丁”。逃得深的，投了豪门。王公百官、州县豪强，家中田产无数，正缺人手；逃户投上门去，做佃客、做庄客，主家替他隐了户籍，官府来查，只说这是某家的“客”。长安城里，哪位王公府上没有几十户“客人”？那些客人，本是编户齐民，一进了王府侯门，就从国家的账册上消失了。还有的逃往山泽，在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，官府鞭长莫及；有的逃往边地，屯垦谋生；有的逃进城市，为人佣作，混一口饭吃。天下之大，处处容得下逃亡的人；唯独户籍上，留不住他们。

    郑元礼有一回，跟着巡察御史到过一座县城。城郊的田野里，大片大片的田荒着，草长得齐腰深。县里的老吏告诉他：这些田，都是有主的——主家逃了，田就荒了。荒了的田，还要照样算在县里的应征数上；县令没办法，只好把荒田的租，摊到没逃的人头上。没逃的人交不起，第二年，也逃了。逃一户，摊一户；摊一户，逃一户。一户牵一户，一倒一片。老吏指着远处一间歪斜的茅屋说：那户人家，去年还在，今年的名册上，没了。

    郑元礼回到长安，把这一路的见闻，写进了奏疏。奏疏的末尾，他写了一句话：逃户之弊，不在一户之逃，而在逃者愈众，在籍者愈困；在籍者愈困，逃者愈众。若不及早图之，则田荒于野，税亏于库，兵缺于伍，天下有田无人，有人无籍，国将不国。

    奏疏递上去，石沉大海。开元九年春天的长安，依旧是盛世的长安。

    华灯初上，长安城的坊门次第关闭。夜风里，传

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