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新历。

    金守忠把《大衍历》放回箱里。他知道，这部历书回到新罗，会有人照着它，定四时，播百谷，让新罗的百姓，知道什么时候该种，什么时候该收。

    第二只箱子，是医书和药方。第三只，是佛经——《华严经》三部、《法华经》三部，都是长安的大寺里抄的，用黄绫包着。第四只，是乐器：笙、笛、箫、羯鼓，还有一卷燕乐的曲谱。第五只，是茶饼，用油纸包着，一摞一摞码得齐整。第六只，第七只……他一只一只看过去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奇异的满足——这些东西，每一件，都是他这十一年在长安学到的：书里的字，药里的方，乐里的调，茶里的香。他带不走的，是长安城；他带得走的，是长安城教给他的本事。

    他又想起日本国的平城京。那是几十年前，日本国仿着长安建起来的都城：方方正正，南北一条朱雀大街，坊市棋布，连城门的名字，都是照长安取的。晁衡的家乡奈良，就在那座城里。他有时想，日本国的人，隔着一道海，把长安的样子，一寸一寸地描了回去——描得越像，心里越安。

    他想起新罗的王京。他离开的时候，王京的官署，已经照着大唐的样子，建了大半：执事省管政，兵部管军，国学里请了博士，教授子弟读儒家的书。他父亲那一辈，把新罗的国号改成了大唐的样子，把年号改成了大唐的样子，连衣冠，都学着大唐的样子。他到长安以后才知道，新罗的仿唐，只是皮毛；大唐的骨血，在这座城里，在那些看不见的规矩里——怎么种田，怎么织布，怎么判案，怎么征税，怎么待客，怎么办学。

    这十一年，他学的就是这些。

    码头上，有人喊他。他回过头，看见晁衡站在柳树下，穿着一身便服，手里提着一壶酒。

    “金王子，”晁衡笑着说，“我估摸着你该走了，特来送行。”

    金守忠迎上去：“晁兄来得正好。我正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话？”

    “你什么时候回日本？”金守忠问，“我们这些留学生，来的时候是一船一船地来，走的时候，却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走。吉备真备走了，带着一船历书和礼书；玄昉走了，带着五千卷经论。他们都回去了，只有你，还留在长安。”

    晁衡沉默了一下，把酒壶递给他：“我也想过回去。可我在长安待了十六年，待得太久了——久到有时候，我自己也分不清，我是日本人，还是唐人了。”

    金守忠接过酒壶，喝了一口，笑了：“分不清，就不要分。我父亲说过一句话：唐国者，法式备定之珍国也。我们新罗也好，你们日本也好，学大唐，不是想做唐人——是想把大唐的样子，带回自己的国，让子孙后代，也过上这样的日子。你在长安做官，也是在替日本国看着大唐。这一样是学。”

    晁衡没有接话。他看着漕渠的水，看了很久，才说：“船快开了。你回去吧。”

    金守忠把酒壶还给他，登上船，在船头站定。船工们解缆，升帆，船身缓缓离岸。金守忠忽然在船头跪下来，朝着长安的方向，端端正正地，叩了三个头。

    晁衡在岸上，郑重还礼。

    船越走越远。漕渠的水面上，倒映着船影，和船影里那个穿着唐衣的新罗王子。晁衡站到船帆看不见了，才转身往回走。他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望了一眼——漕渠的水，正流向东方。那水一路向东，会流进大海；大海的那一边，是他母亲的奈良，是金守忠的新罗，是一船一船、走了几百年的“唐物”。

    他忽然觉得，大唐不是一座城。大唐是一条河，从长安出发，流到东海，流到日本，流到新罗，流到所有愿意学它的地方。这条河，已经流了一百年了，还会继续流下去。

    第四节兼收并蓄——胡风与唐风

    大食使者阿卜杜勒办完了朝贡的事，还有三天才动身回国。译语人陪着他，在长安城里走了一圈。

    他们从皇城出来，沿朱雀大街向南。街上车马如流，行人如织。阿卜杜勒走了没多远，就发现了一桩怪事——街上有一半的人，穿着打扮，不像是唐人。

    有一个骑马的妇人，穿着翻领的窄袖胡服，脚上一双靴子，马鞍上镶着银饰，扬鞭而过，带起一阵风。有两个少年公子，穿着胡人的圆领袍，腰间系着革带，学着胡人的样子，把发辫绕在脖子上。还有几个孩子，追着一只骆驼跑，骆驼上坐着个波斯老头，正用一口流利的汉话骂街。

    “这些人，都是胡人？”阿卜杜勒问译语人。

    “不是。”译语人想了想，“他们大多是唐人。长安城里，如今兴胡服——不光胡人穿，唐人也穿。早些年，朝廷还下过令，不许士民穿胡服；可下旨归下旨，街上该穿还是穿。到开元年间，索性连禁令都不提了——满城都是胡服，管不过来，也不管了。”

    阿卜杜勒听得怔住了。他走了一路，看见汉人的酒肆里，坐着穿胡服的客人；看见胡人的铺子里，站着说汉话的伙计；看见一个粟特女人，用汉语跟一个汉人老太太讨价还价，老太太急了，冒出一句粟特话，两人都笑了。

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