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几代人的老字号，出了事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严，是规矩——凭据上的字，是防伪的暗记；取钱时对木契、验印信、认笔迹，一道一道，缺一不可。康萨宝亲眼见过一桩事：有个汉人商人丢了木契，慌了神，跑到柜坊去挂失。柜坊的伙计问了他三件事：存钱的日子、钱的数目、当天穿的什么衣裳。他答上来了，柜坊立刻给他补了新契，一文钱没少他的。有人问柜坊：你怎么认得出？伙计说：“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们认的，从来不是那张木契，是那个人。”

    “认的是那个人。”康萨宝后来把这句话学给了阿罗憾听，阿罗憾琢磨了半天，点头道：“好买卖。钱认人，人才认钱。大唐的柜坊，把人看得比钱重——这买卖，做得长久。”

    一纸寄钱帖，抵得过十匹驼马。要知道，在寄钱帖出现之前，商人出门做买卖，钱是实打实要驮着走的：铜钱太重，一贯就要好几斤，一万贯就是好几万斤，那得雇多少头骆驼？所以大商人宁愿换成金锭银锭，可金锭银锭也沉，也招贼。寄钱帖一出，一切迎刃而解——钱留在柜坊里生不了利，却免了路上的千般风险。

    康萨宝记得，他第一次听人说“寄钱帖”这个词，是十年前，在凉州的一家邸店里。那时他还不信：一张纸，凭什么顶得上一袋银子？直到他亲眼看见，一个老波斯商人，凭一张盖了印的纸，在凉州柜坊里取出了整整一箱钱，他才信了——大唐的买卖，已经做到钱不沾手、货不沾尘的地步了。那老波斯商人取钱的时候，柜坊的伙计还端了茶来，请他坐着等，等铜钱过了秤，一箱一箱搬上他的驮车。老商人摸着箱子，笑得满脸褶子，说了一句波斯话。旁人问他说的什么，他比比划划，用汉话说了半句：“钱……会飞。”

    钱会飞。这话传开了，长安的商人们都笑。可笑着笑着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：会飞的不是钱，是信。大唐的天下太大，大得钱都驮不动了，于是便有了这一纸寄钱帖——让钱像鸟一样，从长安，飞到凉州，飞到敦煌，飞到丝路的尽头。

    柜坊的旁边，就是邸店。

    邸店是另一种行当：替人存货，替人寄卖。康萨宝的那批琉璃盏，就存在阿罗憾的邸店里。邸店的规矩，货主把货物存进来，邸店出收据，代为保管；货主要卖，邸店可以代卖，抽一成佣金；买主来了，邸店也可以做保——货主拿钱走人，买主拿了货不放心，邸店作保，出了事，邸店赔。

    这一套，就是后世说的“仓储”“寄卖”“担保”。开元年间，长安的邸店已经遍地都是，西市里尤其多。有的邸店大得惊人，光仓库就有几十间，堆满了从西域来的香料、皮毛、玉石，和要运往西域的丝绸、锦缎、漆器。

    康萨宝在邸店里盘点自己的货。除了琉璃盏，他还收了一批长安的绸缎——上好的蜀锦，一匹一匹卷好，用油布裹着。绸缎是西行的硬通货，到了中亚，一匹蜀锦能换回一匹好马，或者三倍于本钱的银钱。他正看着，阿罗憾从里间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

    “康萨宝，”阿罗憾把信递给他，“凉州分号来的。你那笔钱，已经到账了。”

    康萨宝拆开信，看了一眼，笑了。他在长安的柜坊存了钱，开了寄钱帖，可凉州分号怎么知道钱到了？——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大唐的商人，已经织出了一张看不见的网，这张网从长安铺开，经过凉州、敦煌，一直铺到安西四镇。钱在网上飞，货在网上走，人在网下，只管安心做买卖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。父亲说，西市是天下的买卖。可父亲那一辈，买卖是靠骆驼驮出来的；到了他这一辈，买卖是凭一纸寄钱帖飞出来的。

    他把信折好，收进怀里，跟那纸寄钱帖放在一处。

    “阿罗憾，”他说，“这信，帮我留着。等我从撒马尔罕回来，我要看看，这张网，到底能铺多远。”

    第四节丝路商队——“西出阳关”

    出发的日子，定在第三天。

    康萨宝的商队不大，二十峰骆驼，十二个伙计——六个粟特人，三个汉人，两个突厥人，还有一个波斯人。骆驼是雇的，伙计是多年的老搭档，领队的老驼工叫石磐陀，石国人，四十多岁，走河西走了二十年，闭着眼睛都能从凉州摸到敦煌。

    出发前一晚，康萨宝去京兆府领过所。

    过所是大唐的“通行证”，商人出关，没有过所，寸步难行。京兆府的书令史姓杜，五十多岁，是个干瘦的老吏。他坐在案后，摊开一卷黄纸，提起笔，一笔一画地写：

    “康萨宝，粟特康国人，年三十七，面微黑，高额深目，着褐胡服，携驼二十峰，货：蜀锦二百匹、琉璃盏十二只、漆器三十件、茶饼四十枚。自京兆府长安县西市出发，经咸阳、岐州、陇右、凉州、甘州、肃州、瓜州、沙州，出玉门关，往安西四镇。所过州县，验讫放行。”

    写罢，杜署丞取出印章，蘸了朱砂，端端正正地盖在纸上。他把过所递给康萨宝，忽然说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康掌柜，你在长安十七年了。”

    “十七年。”康萨宝点头。

    “十七年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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