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嗯。货备齐了，后天出关。”

    阿依娜没接话，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。康萨宝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背影，心里忽然有点说不清的滋味。十年了，他每年在长安待两三个月，剩下的时间都在路上。阿依娜的这家酒肆，是他漫长旅途里唯一固定的灯火——每次他从撒马尔罕回来，走进这家店，看见她站在柜台后的样子，就知道：长安，到了。

    酒肆里来了几个年轻的汉人公子，锦衣华服，一看就是长安城里的纨绔。他们一进门，就有人喊：“阿依娜！给我们唱支曲子！”

    阿依娜笑着摇头：“奴家只会卖酒，不会唱曲。”

    “不会唱曲，那舞一支？”一个公子哥儿起哄，“胡姬舞罗衣，长安城里谁不知道！”

    满座哄笑。阿依娜也不恼，只是笑着，给每个人斟满酒。康萨宝在边上看着，忽然想起李白。他见过李白一次——那是三年前，李白在长安，有一回喝醉了，走进阿依娜的酒肆，进门就念了一句诗：

    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。

    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

    满座的人都不懂什么叫诗，可听李白念出来，都觉着好听。阿依娜当时脸红了一下，说：“李学士，奴家这酒肆，可担不起‘金市东’三个字。”李白摆手：“金市就是西市，西市就是金市。你这里，是长安最值钱的地方——值钱的不是酒，是你这一笑。”

    后来李白出了长安，那句诗却留了下来。长安城里的人都说：西市的胡姬，笑起来，春风都让三分。连阿依娜自己都不知道，她这家没有招牌的酒肆，在长安的诗里，已经有了名字。

    酒过三巡，阿依娜回到柜台，从架子上取下一只细颈银壶，往一只琉璃盏里斟满酒。那酒色如琥珀，在午后的光里晃着金光——是波斯葡萄酒，用西域的紫葡萄酿的，运到长安，一壶能换半匹绢。她端着酒盏，走到一个独坐的老波斯商人面前，用波斯话说了句什么。老商人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接过酒盏，一饮而尽，用袖子抹了抹嘴，忽然用生硬的汉话说：“长安……好酒。”

    阿依娜笑着点头：“长安好酒，好酒长安。”

    康萨宝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忽然很暖。这间酒肆，是西市的一个缩影：粟特的饼，波斯的酒，突厥的鼓，汉人的诗，新罗的书——谁都在这间屋里待过，谁都在这间屋里醉过。他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他每次回来，都要先到这里坐一坐。不是为酒，是为这份热腾腾的、什么人都有的热闹——这热闹，就是长安。

    酒过三巡，康萨宝起身结账。阿依娜不收他的钱，他执意要给，两个人推来推去，最后阿依娜叹了口气：“你要走，我不拦你。钱，我也不收——算我请你的践行酒。只一样，你答应我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活着回来。”阿依娜看着他，眼睛亮晶晶的，“你答应我，你欠我的酒钱，回来再还。”

    康萨宝沉默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“好。回来还你。”

    他走出酒肆，日头已经偏西。身后的酒肆里，又响起了笑声和歌声。有一个汉人公子喝高了，站在门口，举着酒杯，对着夕阳大声念：

    “胡姬貌如花，当垆笑春风——”

    康萨宝没有回头。他在心里把这句话念了一遍，忽然觉得，长安真好。好到让人忘了，自己只是个过路的胡商。

    第三节邸店与柜坊——唐代的金融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康萨宝去了柜坊。

    柜坊在西市东街，门脸不大，青砖黑瓦，跟普通的店铺没什么两样。可推开那扇门，里面的阵仗就不一样了——柜台是铁的，账房是隔间，柜上摆着大大小小的木匣，每一只都上了三道锁。柜坊的伙计穿着皂衣，立在门后，见了康萨宝，拱了拱手：“康掌柜，存钱还是取钱？”

    “存。”康萨宝解下腰间的布袋，往柜台上一放，“二百贯，开成两笔：一百贯存本柜，一百贯开寄钱帖。”

    伙计打开布袋，里头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开元通宝，还有两锭银。他数也不数，只掂了掂，便抱进里间。不多时，捧出两件东西来：

    一件是木契。半尺长的硬木，剖成两半，纹路齿牙咬合。柜坊留一半，康萨宝拿一半。木契上刻着字号、日期、钱数——取钱的时候，两半合拢，严丝合缝，便是凭证。

    另一件是一张纸。纸上写着几行字，墨迹未干，盖着柜坊的朱印。康萨宝接过来，仔细看了看，叠好，贴身收进怀里。

    这张纸，就是“寄钱帖”。

    寄钱帖这桩事，长安的商人们已经悄悄做了几十年了。它的道理说来简单：商人在长安的柜坊交一笔钱，柜坊给他开一张凭据，凭据上写明钱数、取钱地；商人揣着凭据上路，到了凉州、敦煌、或者更远的安西四镇，找到柜坊在当地的分号，凭据一验，当地的分号照数付钱——钱没动，人没动，动的是这张纸。

    柜坊做这桩买卖，靠的是两个字：信字，和严字。信，是名声——柜坊的东家，多半是西市里数得着的大商人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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