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三教论衡——开元宫廷的辩场

    开元十四年冬，长安落了第一场雪。雪落在大明宫的金瓦上，落在兴庆宫的龙池边，落在朱雀大街的槐枝头。这样的雪夜，长安城里本没有多少人出门——除了赶考的举子，除了巡夜的武侯，除了那些提着灯笼、匆匆赶往平康坊的浪子。

    但有一个人，此刻正坐在兴庆宫的暖阁里，等着看一场热闹。

    玄宗李隆基登基十四年，天下承平，府库充盈，四方宾服。他忽然觉得，该让长安城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，好好辩一场了。

    三教论衡，不是什么新鲜事。高祖武德年间，国子学里就设过这样的辩场，儒者讲《孝经》，沙门讲《金刚经》，道士讲《老子》，三教各陈其说，辩到日暮。此后百余年，成了宫中常例——每逢大节，天子便召三教名流入宫，让他们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互相辩难。辩赢了，名动天下；辩输了，也只当给皇帝解个闷。

    可这一次，玄宗把辩场设在了内殿，只召了寥寥数人。他要看的，不是热闹，是深浅。

    暖阁里，三张案几分列左右。儒者坐在东首，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先生，姓李，名邕，广陵人，文名满天下。玄宗即位初年，他上过《日蚀赋》，词采惊人；后来做过左拾遗，因为说话太直，被贬过好几回。他写碑，天下的豪门富户，以求得他一篇碑文为荣，一篇润笔，够寻常人家吃三年。他的字，他的文，他的议论，是开元文坛的一面旗。

    道士坐在西首，是司马承祯。他刚从天台山入京不久，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道袍洗得发白，眉目间看不出悲喜。玄宗待他以师礼，他回敬的，也只有合乎分寸的恭敬。

    僧人坐在下首，是一行。他穿一身旧袈裟，袖着手，像个在寺里晒了二十年太阳的老僧。没人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和尚，前些日子刚在观星台上，指着一架铜仪对皇帝说过：天是可以量的。

    玄宗居中而坐，手里把玩着一枚玉圭，笑道：“今日不论朝政，只论道理。三教都是朕的座上客，谁说得有理，朕便服谁。开始吧。”

    李邕率先起身。他整了整衣冠，声音朗朗：“陛下，臣请先言。儒者之道，一曰忠，一曰孝。孝为百行之本，忠为臣子之节。人之生也，受之父母；臣之仕也，事之君上。舍忠孝而言他，譬如舍本而逐末。释氏出家，弃父母而不养；道者避世，远君上而不仕——二教虽各有玄理，究其本，皆非治天下之道。”

    满殿寂静。李邕这话，是说给皇帝听的，也是说给那两位听的：你们一个不养父母，一个不服王化，凭什么站在这里？

    司马承祯不慌不忙，起身答道：“李公所言，是治世之理；贫道所言，是治身之理。身犹国也，国犹身也。四肢百骸，犹郡县；血气周流，犹漕运；耳目口鼻，犹言路。身不治，则百病丛生；国不治，则万民困顿。故《老子》曰：‘治大国若烹小鲜’——不扰，便是大治。儒者以礼乐治身，道者以清静治身，殊途而同归，何来相弃？”

    李邕冷笑：“清静？天下田畴待垦，府库待充，四夷待抚。若都学道者避世清修，谁来耕，谁来织，谁来守边？”

    “李公只见避世之隐者，不见入世之道者。”司马承祯道，“岐伯佐黄帝，张良佐汉祖——道者未尝不济世，只是不争功。老子出关，著五千言；孔子问礼，叹其为龙。道与儒，本是一家之学，何必相攻？”

    辩到这里，暖阁里的空气已经热了起来。李邕是文章家，辞锋如刀；司马承祯是道家宗师，以柔克刚。两人你来我往，引经据典，听得满殿的侍从都屏住了呼吸。

    一行一直没有开口。他闭目而坐，仿佛入定。直到李邕与司马承祯各自收住了话头，齐刷刷看向他——三教论衡，佛教岂能缺席？

    一行这才睁眼，缓缓起身，合十道：“二位所辩，一是孝，一是静。贫僧不懂孝，也不懂静，只懂一个字：苦。”

    “众生皆苦。”他说，“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。儒者教人立身，道者教人养生，佛者教人了苦。三家之教，如三味药：儒医其行，道医其心，佛医其性。药性虽异，同为治病——李公，你说释氏弃父母，可曾见过孝子出家，为亡母诵《盂兰盆经》？你说道者远君上，可曾见过高僧入宫，为天子祈福？出家人不是不要家，是把自己的家，扩大成了天下人的家。”

    李邕一时语塞。

    一行又说：“况且，佛家讲空，非是顽空。空者，不执也。不执着于我，方能看见众生；不执着于物，方能看清大道。李公文名满天下，若执着于文名，便不是文，是累赘了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到了李邕的痛处。他写了一辈子文章，最得意的，恰恰是那点文名。他张了张嘴，竟不知如何反驳。

    沉默片刻，李邕忽然又问：“法师说空，说苦。可天下读书人，十年寒窗，所为何来？若万事皆空，读书还有什么用？”

    “读书有用，为的是不空。”一行答道，“经史子集，是圣贤留给众生的路标。路标不是路，但没有路标，人会迷路。儒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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