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，为的是立身济世——立身济世，正是佛家说的‘菩萨行’。空，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；空，是让人做了而不执着。李公做官、写碑、进谏，哪一件不是济世？只要心中不执着于‘我在济世’，便是空而不空。”

    李邕抚须不语。半晌，他叹道：“和尚这话，比我读了四十年的书，还叫人想得通。”

    玄宗抚掌大笑：“好！好一个‘扩大成了天下人的家’！一行为僧，司马为道，李邕为儒——你们三个，今日谁也没输。朕倒觉得，你们说的，是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三人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

    那一夜，论衡一直辩到二更。散场时，雪已经停了。李邕走在宫墙下，忽然回头，对司马承祯与一行说：“今日之辩，李邕服了。改日北海有宴，请二位来，我们再辩一场——李邕平生，最怕输给朋友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与一行都笑。三人拱手作别，踏雪而去。

    这便是开元的思想市场：没有禁书，没有文字狱，连皇帝都坐在辩场里，听人吵了一晚上。在别的朝代，这叫僭越；在开元，这叫盛世。

    思想的繁荣，是盛世最深的底气。

    第二节御注三经——帝王的调和

    论衡之后，玄宗在兴庆宫里独坐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把那晚的辩词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：李邕说得对，孝与忠是治世的根基；司马承祯说得对，清静是治身的良方；一行说得也对，众生皆苦，需要慈悲。三教都有理，可三教都在争——争信徒，争香火，争在皇帝面前的脸面。

    他忽然明白了：辩论解决不了问题。辩出来的，只是热闹；定出来的，才是秩序。

    三教的理，要靠一支笔来定。这支笔，天下只有一个人配拿——天子。

    开元十年，玄宗亲注《孝经》，颁行天下。

    《孝经》不过一千八百余言，历代注家却多如牛毛。玄宗不动声色，把古往今来的注本都调进宫里，一卷一卷地看，再一章一章地注。他注得很慢，慢得像在绣一幅大画。注成之日，他召集贤学士来听，听到妙处，学士们连连叹服——天子注经，注的是经，立的却是规矩：天下人都该孝，孝是百行之本，谁不孝，谁就是逆了天理。

    《孝经》颁行那年，诏令天下家藏一本。长安的书坊里，印《孝经》的雕版供不应求。

    可玄宗没有停笔。

    开元二十年，他的笔落到了《道德经》上。这一年，他已经四十八岁。注《道德经》比注《孝经》更费神——五千言，字字玄机。他注到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时，搁笔良久，对高力士说：“朕注的不是道，是人心。天下的道理，说到底，就是四个字：清静无为。”

    高力士伺候他多年，听得懂这话的分量。皇帝不是信了道，是看明白了：天下太大，事太多，一个人管不过来。管不过来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少管。开元二十年那几年，大唐的疆域北到碛北，南到林邑，东到海，西到波斯，州县千余，户口千万——这么大的天下，靠一双手是抓不拢的。抓不拢，不如松开。松开，水自己会流。

    有人劝他：“陛下注《道德经》，会不会冷了儒家的心？”

    玄宗笑了笑：“朕注《孝经》，儒者说朕尊儒；朕注《道德经》，道者说朕崇道。若朕再注一部佛经，佛门是不是也要说朕佞佛？朕谁都不偏，朕只偏天下。”

    这话传到宫外，成了长安城里流传很久的一句谈资。人们渐渐品出味道来：天子注经，注的不是一家之言，是三家都要注，三家都要收。少一本，都是偏；三本都注了，才是全。

    《道德经》注成，玄宗又下诏：令士庶家藏一本。有人私下嘀咕，说皇帝这是要推行道教了。可紧接着，开元二十三年，玄宗的笔，又落到了佛经上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是《金刚经》。

    《金刚经》五千余言，讲的是“不执”。玄宗注《金刚经》的消息传出去，长安城里的僧人都愣住了——天子注佛经，自大唐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。有人欢喜，有人担忧。欢喜的人说，这是佛门之幸；担忧的人说，皇帝这是要把佛也管起来。

    玄宗不管这些议论。他注《金刚经》，注得比前两部都慢。有一回，他注到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忽然放下笔，问左右：“朕坐拥天下，是不是也是一相？”

    左右无人敢答。

    他笑了笑，自己答道：“是虚妄，也是真实。朕坐在这里，天下就是真的；朕若荒废了朝政，天下便是虚妄。注经的道理，和治国的道理，是一样的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得深。深得连高力士都没敢接话。玄宗注经的这一年，正是大唐最盛的一年：府库盈溢，米价每斗不过十三钱，行旅不赍粮，取给于道。长安城里，胡商牵着骆驼，书生背着书箱，僧尼敲着木鱼，道士摇着拂尘，各走各的路，谁也不妨碍谁。玄宗站在兴庆宫的城楼上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一辈子做的所有事——平乱、开边、注经、制乐——都对了。

    三经注成，并颁天下。诏书写得明白：《孝经》以立身，《道德经》以养性，《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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