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上清大洞箓，步步升高，是唐代诸帝中最虔诚的一个。可当日殿上的老道士心里明白：天子拜的是道，不是他。

    仪式过后，玄宗留他住进宫中的一处清静道院，问长生之术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答：“道经之旨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”

    玄宗说：“朕想听实在的。”

    “陛下想听长生，贫道却只能讲修身。”司马承祯说，“身者，国之本也。身修则国治，身乱则国乱。陛下问长生，不如问——如何安顿自己这颗心。”

    玄宗若有所思。他赐下金帛无数，又命人修整宫观，请司马承祯长住。长安城里，渐渐有人称他为“山中宰相”。

    这称呼有来历。南朝时，茅山有位陶弘景，隐居山中，梁武帝每有军国大事，都遣人进山咨询，时人称之为“山中宰相”。如今茅山的衣钵传人进了长安，皇帝以师礼事之——有人说，这是第二个陶弘景；也有人说，不一样：陶弘景是皇帝进山去问，司马承祯是皇帝请出山来。一个在山，一个在朝，到底谁离权力更近？

    司马承祯听到这议论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山中宰相，宰相在山中，不在朝中。”

    他在长安住了下来。每日清斋、打坐、抚琴，宫里的赏赐堆在案上，他看也不看。王公大臣踏破门槛来访，他一概以礼相待，却不谈一句朝政。有人问他为何，他说：“贫道若谈朝政，就不是山中宰相，是朝中道士了。”

    这一年里，他做了一件比授箓更长久的事——在这处道院的一方静室里，铺开纸，写下一部书。

    书名叫《坐忘论》。

    第二节坐忘论——道家的修身哲学

    《坐忘论》的开篇，是一句很安静的话：

    夫心者，一身之主，百神之帅。

    静则生慧，动则成昏。

    这句话，司马承祯写了五十年。

    他年轻时在嵩山逍遥谷，跟着师父潘师正修道。潘师正在山里住了四十多年，从不下山。皇帝来请他，他说“臣道在山中，不来”。师父教他的第一课，不是符箓，不是丹药，而是两个字：坐忘。

    “忘什么？”年轻的司马承祯问。

    “忘你所见，忘你所闻，忘你所欲，忘你所我。”潘师正说，“坐到连‘忘’这个字也忘了，便成了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那时血气方刚，觉得修道要有大本事——呼风唤雨，长生不老，那才叫得道。他问师父：“弟子何时能得道？”

    潘师正没有回答。他指了指院里的松树：“你看那棵松，它可曾问过自己何时成材？”

    “不曾。”

    “那它成材了吗？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怔住了。松树不追不求，不念不想，经风经雨，自自然然，就长成了松。修道何尝不是如此——越是追问何时得道，离道越远。

    这个道理，他在嵩山悟了三十年，到天台山又悟了二十年，等到落笔写《坐忘论》，才觉得可以写了。

    《坐忘论》讲的是减法。

    常人的心，是加法：见了好东西想得，得了想藏，藏了想更多。心被欲望填满，人就乱了——夜里睡不着，白日坐不住，见人便攀比，独处便空虚。司马承祯把这种状态叫做“心为物役”：心本来是主人，如今被外物牵着走，做了外物的奴仆。

    坐忘，就是把奴仆的心，重新请回主人的位置上。

    他写了七个台阶：敬信、断缘、收心、简事、真观、泰定、得道。七步走完是一辈子的事，但头一步人人能做——收心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在道院的静室里教弟子坐忘。他让人盘膝坐好，什么也不想，只把心放在呼吸上。弟子们坐不到一炷香，便浑身难受：有人觉得腿麻，有人觉得心痒，有人满脑子跑马——越想静，越静不下来。

    “静不下来，就看着它静不下来。”司马承祯说，“你的念头像水里的鱼。你看它游，不抓它，不赶它，它游一阵，自己就停了。你越伸手去抓，水越浑，鱼越惊。”

    这便是“收心”：心不乱跑，不是压住它，是看住它。看久了，水自然清，心自然安。

    有人说，这算什么高深道术？不过是叫人放空而已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不辩。他知道，这“放空”二字，恰是当世最缺的东西。

    开元九年的长安，是一座被欲望填满的城。西市的胡商一夜暴富，平康坊的歌伎一夜成名，权贵的宅邸一座比一座大，宴席一场比一场奢。人人都在追——追名，追利，追新鲜。追到手，又觉得空。长安的医馆里，多了许多睡不着的病人；长安的酒肆里，多了许多喝不完的愁。物质堆到了顶，人心反而漏了底。

    司马承祯到长安不久，便有人夜里叩他的门。

    来的是个年轻的官员，中书省的书吏，白天抄写公文，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跪在道院门口，说：“宗师，下官求一个安睡的法子。”

    司马承祯没有给他符水，也没有给他丹药。他让书吏坐下，问：“你睡不着时，想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想升迁。”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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