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膝盖磕在石阶上，响了一声。

    他说：“草民不是不怕死。是信陛下。”

    房玄龄站在那里，没有说话。风吹过广场，吹起他袍角的一角。他看着跪在地上的老汉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弯下腰，把李阿九扶了起来。

    他没有说话——可他扶起了他。

    天光大亮了。三百九十个人，一个不少地，站在刑部衙门前的广场上。晨光照着他们的脸，照着他们粗布的衣裳，照着他们手里攥皱了的文书。

    旨意传来了——皆赦之。

    人群里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跪在地上朝宫城方向磕头的。可更多的人，只是站着，站在太阳底下，什么都不说。

    房玄龄转过身，走进了衙门。他走到值房里，在案前坐下。他从怀里取出那册名簿——三百九十个名字，三百九十个手印。

    他翻到那一行：“郑州人李阿九，年五十七，杀邻人王氏。”

    他看了那行字很久。他想起了那间牢房——石墙、栅栏、油灯。老汉坐在地上，抬头看皇帝，眼神是定的，不缩，不求。他也想起了戴胄——想起他在太极殿上跪着说“法不可轻动”的样子，想起他弥留时指着案头那册名簿抄本的手。

    他忽然觉得，戴胄不如那个老汉——老汉信了，戴胄没信。可戴胄临死，还是把三百九十个名字，一个字一个字抄了一遍。

    然后把名簿合上，搁在案角。

    窗外，晨光满院。长安城醒了，人声、车马声、叫卖声，一浪一浪地涌进来。贞观七年的秋天，和往年一样，天高，云淡，风凉。

    可这一年，长安城里多了一桩故事。这桩故事，后来被写进史书里，写进话本里，写进茶坊酒肆的闲谈里。说的人各有各的说法——有人说是圣人之德，有人说是帝王之术，有人说是法外之恩，有人说是人情之常。

    可只有房玄龄知道，那天夜里，他从酉时站到天亮，站在刑部衙门口的台阶上，看了整整一夜的黑暗。

    他看见的，不是三百九十个囚徒走回来。

    他看见的，是一个“信”字。

    一个帝王放在三百九十个人的手心里，他们又揣着走回来的“信”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