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围了一圈人——长安城的百姓又来了，这回不是看热闹，是看稀奇。都听说去年的死囚今年要回来受刑，谁信呢？可谁又不想亲眼看一看？

    辰时，太阳升了半竿子高。差役们清了场，开了栅门。

    然后就是等。

    巳时过了，没人来。

    午时过了，还是没人来。

    广场上的人开始骚动了。有人小声说：“我就说嘛，死囚还会自己回来？笑话。”有人说：“等着吧，一个都不会来。”有人的笑，有人的骂，有人的叹气。

    刑部衙门的值日官出来看了一回，摇了摇头，进去了。

    大理寺卿也来了，站在棚子里，一脸的愁。他不敢走，旨意压着。他也不敢看那册名簿——三百九十个名字，一个没到。他怕的就是这个。

    只有房玄龄，一个人站在衙门口的台阶上——那是戴胄临终托付给他的位置。

    他站了一天。

    从辰时到午时，从午时到申时。太阳从他头顶走到西边，影子从短拉到长。他的脚站麻了，膝盖也硬了，可他不坐，不进屋。他的眼睛盯着广场尽头的街口——那个方向，是进城的路。

    申时三刻，有人来了。

    不是差役，不是官，是一个人。一个穿着粗布短衣的人，背着一个包袱，从街口走过来。

    他走到广场边上，停住了。他看了看棚子，看了看那册名簿，看了看周围的人。

    然后他走到案前，跪下了。

    “草民李阿九，郑州人，贞观六年纵囚。今来归。”

    书吏手一抖，翻开名簿，找到了那行字：“郑州人李阿九，年五十七，杀邻人王氏，拟判斩。”他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个人——头发花白，脸上皱纹像刀刻的，瘦了，黑了，老了。可眼神是定的。

    “画到。”书吏把笔递给他。

    李阿九接过来，按了手印。

    第一个回来了。

    消息在广场上传开。百姓们不笑了，不骂了。他们看着那个老汉跪在案前画到的样子，有人开始觉得心口发紧。

    紧接着，第二个来了。第三个。第四个。

    有个年轻的囚徒走到来，身上还穿着去年的囚衣，洗得发白了。他二十出头，走到案前，报了名，画了到。书吏问：“你走了多少天？”他说：“四十多天。从岭南来的。”书吏问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”他说：“走路来的。没盘缠，一路上讨饭。”他的脚上穿着一双草鞋，已经烂了，露出了脚趾，脚底板上全是茧子，黑得像铁。

    又有一个，是个中年汉子，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。女人怀里抱着小的，大的扯着她的衣角。中年汉子在案前跪下，报了名。书吏问他：“这是你的家人？”他点头：“我老婆知道我要回来受刑，带着孩子来送。她说，死就死在一块儿，别让孩子不知道爹是怎么死的。”

    书吏的笔顿了顿，才落下去。

    从申时到酉时，从酉时到天黑。一个一个地来。有的从东门进，有的从南门进，有的从城外步行走了几十里路，脚上磨出了血泡。有的一个人来，有的带着妻子，有的带着老娘。他们的妻子站在广场外面，哭。他们的老娘跪在地上，给衙门磕头。

    一个，两个，十个，五十个，一百个。

    到了天黑，名簿上画到了二百七十个。

    房玄龄还站着。他的脸在暮色里看不清，可他的身子是直的。

    差役们点起了火把。广场上一片通明。火光映着那些囚徒的脸——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，有面无表情的，有眼眶红了的。他们一个一个走到案前，报名，画到，然后被带到旁边等着。

    没有人戴枷锁。没有人押送。他们自己走来的。

    到了亥时，画到了三百五十个。

    还差四十个。

    房玄龄的腿在发抖。不是怕——是站了太久了。可他不走。他盯着街口，盯着黑暗。

    然后又来了几个。三百六十。三百七十。三百八十。

    差了十个。

    广场上安静了。火把噼啪地响，风吹着棚子的布帘，呼啦呼啦的。围观的百姓也不说话了，全盯着那个街口。

    又来了一个。三百八十一。

    又来两个。三百八十三。

    差了七个。

    时间过去了。亥时快尽了。长安城的街鼓响了，夜禁要开始了。街口黑漆漆的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    大理寺卿叹了口气，对房玄龄说：“房仆射，回去吧。差七个——明摆着不会来了。”

    房玄龄没动。

    他站在那里，像一根钉子钉在台阶上。

    大理寺卿又说了什么，他没听见。火把烧短了，换了一批。围观的人也散了，只剩几个看热闹不怕冷的，缩着脖子蹲在墙根底下。夜禁的鼓响过三通，长安城安静下来了。只有风，吹着棚子的布帘，呼啦呼啦的。

    房玄龄不走。

    他盯着街口，盯着那片黑暗。

    夜很深了。风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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