慢，不急于一年两年，朕等得起，天下读书人也等得起。”

    孔颖达与颜师古对视一眼，一齐躬身：“臣领命。”

    从那天起，秘书省多了一桩看不见的工程。颜师古带着几个校书郎，一部经一部经地校。同一字，要查遍古本、石经、注疏，才敢落笔；同一句，要与诸儒往复商榷，才敢定案。朱笔点下去，就是一颗钉子，钉在纸上，也钉在千百年后的读书声里。

    有时候，孔颖达会到秘书省来，隔着案子看颜师古校书。两人上回辩得面红耳赤，如今却像多年的同窗，一个校，一个看，偶尔为一字两句，再辩上一回，辩完了，各自抚掌大笑。

    孔颖达对颜师古说：“颜公的字校完了，老臣的疏还没动笔。老臣等着颜公的定本，就像等着米下锅。”

    颜师古说：“孔公等着，快了。快得很。”

    第一部定本誊出的时候，长安城里的书坊闻风而动。坊间流传，说宫中校出了一部没有错字的《尚书》，抄书匠们连夜排队，等着抄定本。有个老书商捧着定本样张，老泪纵横：“做了四十年书，头一回见这么干净的本子。这才是书。”

    褚遂良在馆里，也分到了一桩差事：誊抄定本。颜师古校定一卷，他便誊抄一卷。他的字，端正中有筋骨，颜师古看了，说：“这样的字抄出来的经，才配得上‘定本’二字。”

    褚遂良抄着抄着，渐渐明白了一件事：这满馆的书，满案的经，不是给人看的摆设。它们在等着被统一，被确定，被当成天下的规矩。就像军中的号角，要定一个调，天下才听得齐。

    他抄完《尚书》最后一卷的时候，忽然觉得，自己这辈子，大概都要跟这些字打交道了。

    第三节修史直笔——十八家晋史与《隋书》

    贞观初年，世民在朝会上问了一句话：“前朝的历史，如今谁在修？”

    满朝沉默。

    过了好一会儿，房玄龄出班奏道：“回陛下，前朝之史，散在民间。晋史旧有十八家——王隐、虞预、谢灵运、臧荣绪诸家——各记各的，彼此矛盾，至今无一可称定本。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，更是纪传残缺，只有起居注、杂史散落各处，无人收拾。”

    世民问：“隋朝那么大的天下，一朝亡了，竟连一部像样的史书都没留下？”

    房玄龄道：“有是有的。只是战乱年间，谁有心思修史？”

    世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朕有心。史书不是给死人写的，是给活人看的。隋朝亡在哪儿，不写明白，后人就还要再亡一回。”

    当下有臣子不以为然，出班奏道：“陛下，修史乃不急之务。如今四海初定，钱粮、吏治、边防，哪一桩不比几卷旧书要紧？”世民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也说得不对。钱粮吏治，是眼下的事；史书，是将来的事。眼下的事办不好，亡的是今年；将来的事办不好，亡的是后年、大后年。朕不想让儿孙，再走一遍亡国的路。”那臣子无言而退。

    这年，他下诏在禁中设史馆，修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史。魏征领衔，房玄龄监修国史。秘书省的旧书、东都的遗稿、各处的杂史，再一次源源不断地送进宫里。

    修史馆的灯，从此也夜夜亮着。

    史馆里最难的，不是修前代史——前代史再难，死者不能争辩。最难的是修国史，记本朝事。本朝的事，有许多是活人做下的，写深了，犯忌讳；写浅了，对不起后人。

    国史稿子写到武德九年六月，停住了。

    那一段，从六月到八月，两个多月的光景，拟稿的人换了三回笔法。头一稿，直书其事，写到一半，写不下去，搁了笔；第二稿，用《春秋》笔法，讳言其事，写到“秦王率兵入宫”，觉得说不通，又搁了笔；第三稿，干脆把那段日子空着，只注了一行小字：“事迹有阙，待考。”

    房玄龄拿着这卷稿子，进了内廷。

    他把稿子摊在世民面前，指着那行小字，说：“陛下，这一页，史官不敢落笔。”

    世民低头看了看。他看了很久，久到殿里的更漏，滴了十几声。

    房玄龄低声道：“陛下若觉着不妥，臣可以另拟。‘作乱’二字，或可改作‘构难’，‘讨之’二字，或可改作‘清宫’……”

    世民忽然问：“改了字，事就不是那件事了么？”

    房玄龄道：“字改了，事还是那件事。只是记下来，后世看着，体面些。”

    世民没有接话。他拿起那卷稿子，手指按在“待考”二字上，按了很久。

    褚遂良这时候已是起居郎，随侍在侧。他看见世民的手指，在纸上微微地抖。

    世民问：“遂良，你是记起居注的。朕今日说的话，你记了没有？”

    褚遂良道：“记了。‘陛下问前朝史书，臣等对答如流。’”

    世民又问：“若朕今日说的话，不体面，你记不记？”

    褚遂良抬起头：“臣职当载笔。陛下说的，臣都记。陛下做过的事，臣也记。记下来，是让后人知道，哪个皇帝说过什么、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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