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治了。”

    世民默然良久，说：“朕从前在马上，觉得天下是打出来的。如今坐在殿上，才觉得，天下是读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世民在馆里待到很晚。宫人来催了三回，他才起身。临走，他看见长案角上放着一面铜镜——那是馆里校书用的，抄书的人抄完一段，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有没有蹭墨。

    世民拿起那面镜子，问：“馆里怎么放这个？”

    虞世南道：“照书用的。抄书的人，怕自己看花了眼。镜子照字，字是歪是正，一照便知。”

    世民放下镜子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他走出去几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弘文殿的灯，还亮着。那一盏盏灯下，是一卷一卷的书，是一个一个抄书的人。

    他忽然觉得，这比他打过的任何一场胜仗，都让人心里安稳。

    第二节五经正义——颜师古校定经籍

    天下的《尚书》，不是一本《尚书》。

    这话是颜师古说的。他是中书舍人，以文字之学著称，如今领了校书的差事，常在秘书省走动。贞观初年，世民把校书的差事，从弘文馆一路派到了整个秘书省，要他把天下正经的文字，统一个绳墨出来。

    颜师古坐在秘书省的案前，面前摊着三本《尚书》。

    同一卷《尧典》，第一本作“曰若稽古帝尧”，第二本作“粤若稽古帝尧”，第三本干脆漏了“曰若稽古”四字，直接从“帝尧”起头。颜师古拿朱笔，一本一本地标。他标了一个下午，搁下笔，揉着发酸的眼，叹了口气。

    抄手问他：“颜公叹什么？”

    颜师古说：“《尚书》首句尚且三样，全经还不知讹成什么样。再传几十年，只怕‘帝尧’都要传成‘帝舜’了。”

    抄手道：“一个字的差别，能有多大？”

    颜师古道：“当年子夏过卫国，听人读晋史，念成‘晋师三豕涉河’。子夏说：不对，是‘己亥’。‘己’与‘三’字形相近，‘豕’与‘亥’字形相似。后来到晋国一问，果然是‘晋师己亥涉河’。一个错字，能叫一支军队改了道。你道差别小么？”抄手不说话了。

    他这句话，不知怎么传到了世民耳朵里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世民把颜师古和孔颖达都召进了弘文馆。孔颖达是国子司业，博通群经，当年秦王府文学馆的十八学士之一，年纪比颜师古长，学问比他深。两人并排站在世民面前，一个中年，一个老儒，谁都不让谁。

    世民让人把三本《尚书》摆在案上，说：“朕听人说，《尧典》首句有三样写法。请二位先生当朕的面，辩一辩。”

    颜师古先开口：“校经以古本为宗。臣见隋室旧藏《尚书》古写本，作‘曰若稽古’。‘曰’、‘粤’古今通假，可两存；漏字之本，则纯系传抄脱误，当依古本补足。经以字存，字定则经定。”

    孔颖达捻着胡须，不慌不忙：“颜公说的，是定文字。可老臣想问一句：‘克明俊德’的‘俊’字，郑康成注作‘大也’，谓明大德；有人说作‘才也’，谓能明才俊之人。同是一个字，两样说法。字就算校定了，义理不定，后人念起来，还是各人各解。请问颜公，这个，怎么定？”

    颜师古：“义理依注疏。注疏有分歧，则依经文上下文求之。‘俊’字在《礼记》中亦有‘才’训，然此处‘克明俊德’，上承‘克明’，下启‘九族’，以‘大德’解之，文气始通。字定而后义理可议，义理可议而后经义乃明。若字都定不下来，义理说得再圆，也是空中楼阁。”

    孔颖达笑了：“颜公说字不定则义不附。老臣说，义不通则字亦死。‘俊’训‘大’，‘俊德’便是‘大德’，可‘大德’如何‘明’？德要如何个明法？颜公把字校定了，老臣还要问一句‘何谓明德’——这一问，颜公的朱笔，可答不了。”

    颜师古也不退让：“孔公问‘何谓明德’，可‘明德’二字，《大学》讲得明白——‘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’。孔公是通儒，倒来问老朽？”孔颖达抚掌大笑：“颜公好利口！好好好，这个回合，算你赢了。咱们接着辩。”

    两人你来我往，从《尧典》辩到《周易》，从训诂辩到义理，声音越来越高。馆里的校书郎们停下手里的活，悄悄地听。

    世民坐在上首，听了大半个时辰，忽然开口。

    他说：“二位先生，都说得有理。朕不懂经学，朕只问一句：天下读书人，念的是同一本《书》好，还是各念各的好？”

    两人都静下来。

    世民道：“朕打天下的时候，军令只有一种，号角只有一种。如今治天下，经书若也有两种三种，读书人就不知道听谁的。朕的意思：先定文字。文字是根，根正了，义理才有处依附。”

    他转向颜师古：“颜公，五经文字，就烦先生校定。校成定本，颁行天下，从此天下读书人，念的是同一个字。”

    又转向孔颖达：“孔公，文字定后，义理之疏，朕还要烦先生。一部经，注疏纷纭，后人无所适从。朕要一部能定天下的经——这桩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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