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没认出这是总指挥，只当是个长官，便低下头，继续缝补。

    “有。老婆孩子，在湖北孝感老家。”老兵声音很平，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俺是种地的。去年闹灾，地里颗粒无收，老婆孩子快饿死了。俺听说革命军招兵，管饭，就来了。来了才知道，不光管饭，还教俺识字，教俺道理。俺懂了，俺不是为当兵吃粮，是为像俺这样的穷人有口饭吃，有块地种。”

    他缝好一个洞，用牙咬断线头，举起军装看了看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长官，俺这身衣服，是革命军给的。俺穿着它，就得对得起它。等打下武昌，俺就回老家，把地种好，把娃养大，让他们也知道，俺爹是个革命军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看着他，看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，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。他忽然想起自己，想起二十年前，在山海关外，自己也是个不甘被奴役的年轻人，也是为了“穷人有口饭吃”这句话，拿起了刀枪。

    二十年过去了。山海关的雪，云南的雾，四川的雨，湖南的风……他走过多少路，打过多少仗，见过多少死人？可眼前这个老兵，说的还是他当年想说的话。

    “老哥，”沈砚之声音有些哑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    “俺叫赵大夯。”老兵抬起头，憨厚地笑了笑，“打铁的夯。俺爹说，人得像夯一样，实诚，有力气，才能把地夯实，把日子过好。”

    “赵大夯。”沈砚之重复了一遍，像要把这个名字刻在心里，“好名字。等打下武昌，我给你请功。”

    赵大夯愣了一下，随即摆摆手：“俺不要功。俺只要能活着回去，把地种好，把娃养大，就知足了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没再说什么。他站起身，继续往前走。

    壕沟尽头，是敢死队的集结地。

    三百名敢死队员，已经整装待发。他们大多赤着脚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身上只穿单衣，外面套着用稻草编成的“避弹衣”——那是用浸了水的稻草捆成的，据说能挡子弹，其实不过是心理安慰。每个人腰里别着两枚手榴弹，手里握着大刀或长矛，刀锋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。

    敢死队队长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叫陈烈，是黄埔一期的学生。他看见沈砚之，立刻挺胸敬礼：“报告总指挥！敢死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！”

    沈砚之走到他面前，仔细打量着这支队伍。他们大多很年轻，脸上还带着稚气，但眼神却像狼一样凶狠。有的人手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激动，是渴望。他们知道，这一去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但他们站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退缩。

    “陈烈，”沈砚之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，“你们是敢死队，不是送死队。你们的任务是，跟着工兵，炸开城墙缺口，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。记住，活着，就是胜利。能回来一个，就是一个。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”

    陈烈眼睛红了。他大声回答：“是！敢死队全体队员，誓与武昌城共存亡！”

    “共存亡？”沈砚之忽然提高了声音，目光扫过每一个敢死队员的脸，“我不要你们共存亡！我要你们活着！活着看到革命成功，活着看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！你们死了，谁来建设这个国家？谁来照顾你们的爹娘妻儿？记住，你们不是去死，是去打开一条活路！一条让千千万万人活下去的路！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在壕沟里回荡，像惊雷滚过。敢死队员们愣住了，随即，许多人眼圈红了。他们不是不怕死，但他们更怕，自己死了，却什么也没改变。而沈砚之的话，给了他们一个活下去的理由——不是为了死，是为了让更多人活。

    “总指挥，”陈烈声音哽咽，“那……我们怎么回来？”

    “我会亲自在突破口接应你们。”沈砚之斩钉截铁，“只要我沈砚之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会让你们孤军奋战。我们，一起进城，一起活着出来！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几块银元，还有一小撮家乡的泥土——那是他从山海关带出来的，一直带在身边。

    他把银元分给陈烈和几个敢死队骨干：“拿着。如果……如果有人回不来，就用这钱，替他给家里捎个信，说他是为革命死的，是英雄。”

    他又抓起那撮泥土，撒在敢死队脚下的土地上：“这是山海关的土。二十年前，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，要推翻满清，建立共和。今天，我们在这里，要推翻军阀，实现真正的共和。这土，和这里的土，是一样的。我们，都是这片土地上的种。种下去，就要发芽，就要开花，就要结果！”

    敢死队员们看着那撮泥土，看着沈砚之，许多人流下了眼泪。他们不是为自己哭，是为这片土地，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兄弟，为那些还在受苦的百姓。

    “总指挥，”陈烈举起右手，声音嘶哑却坚定，“敢死队全体，向您保证！不破武昌，誓不生还！但——我们一定活着回来！”

    “活着回来！”三百个声音汇成一声怒吼，像地底涌出的岩浆，冲破了压抑已久的沉默。

    沈砚之看着他们，看着这些年轻的、鲜活的生命。他知道，

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