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话音刚落，九江城头的青天白日旗猛地落了下来，换上了另一面旗。隔得太远看不清旗上的图案，但沈砚之用不着看清——今天下午，他的暗线从南京发来密电，上面只有四个字：宁方动手。

    枪声越来越近，沿着江岸一直往这边蔓延。有一队溃兵从江边跑过，边跑边喊什么，声音被江风吹散了听不清楚，只能隐约分辨出几个字：“清党”、“缴械”、“不投降就枪毙”。

    沈砚之站在船头一动没动。他的部队就在江对岸，一千二百人，三个团，装备精良，战斗力在整个北伐军里排得上号。只要他一声令下，这支队伍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拿下九江城。但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？北伐军会分裂，革命阵营会内讧，北洋军阀会趁机反扑，这十几年来流的血全都白流。

    可如果他什么都不做——他的目光扫过对岸那些仓皇逃窜的溃兵，扫过城墙上那面在火光中猎猎作响的新旗帜，扫过周先生手里那本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《新青年》，最后落在老渔夫那张被江风吹了一辈子的脸上。

    “老人家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你刚才唱的那首渔歌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老渔夫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两排被江水泡黄了的牙。

    “最后一句啊——‘渡尽千帆不是客，回头已是百年身’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点了点头，像是在咀嚼这十四个字里的每一个字。他转回船舱，在桌上摊开一张纸，拿起笔开始写字。周先生站在旁边看着他写，一个字都没说。

    信很短，写完也不过用了三分钟。

    一封是写给部队的，命令他们在天亮之前完成集结，任何人不许进城、不许开枪、不许与友军发生冲突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

    另一封是写给对岸那位胜利者的。沈砚之斟酌了很久，逐字逐句地推敲，像是在起草一份决定生死的外交照会。信的最后一句是：“余率部渡江北上，非为避战，实不欲与昔日同袍兵戎相见。革命未成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愿君他日回首，无愧今日所为。”

    他把两封信都交给周先生，周先生接过去看了一遍，然后抬起头来。

    “你想好了？”

    “想好了。”沈砚之把大衣的扣子一颗一颗扣好，系上腰间那条磨得发亮的旧皮带，从枪套里拔出配枪检查了一下弹夹，又重新插回去，“周先生，你刚才问我什么叫对的一边。对我来说，两边都不是对的。但有一件事我比谁都清楚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“子弹不能往自己人的身上打。四一二那一天，我没有对地下党员开枪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不是没有开枪，而是没有站在历史的对立面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最后看了一眼对岸那座被火光照亮的九江城，然后一撩大衣，坐回船舱里。枪声还在继续，江风还在吹，老渔夫还在唱那首唱了一辈子的渔歌。乌篷船离对岸越来越远，那些火光和枪声都渐渐模糊，只剩下江心一片苍茫的雾，和雾里一盏孤零零的桐油灯。

    “顺流而下，去上海要多久？”沈砚之问。

    老渔夫把竹篙换到左手，用右手比了一个数：两天一夜。

    “那逆流而上呢？”

    老渔夫又比了一个数：三天两夜。

    沈砚之把那个数字在嘴里默念了一遍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，放在老渔夫手里。“去上海。越快越好。”

    老渔夫掂了掂银元，塞进怀里，竹篙在江面上一点，乌篷船顺流而下，像一片枯叶滑过水面。

    江上的雾越来越浓，浓到连船头的桐油灯都快看不见了。但沈砚之知道，这条江的尽头是大海，而大海的那边，是一个新的时代。

    那个时代什么样，他还没想清楚。但那个十六岁的娃娃兵跪在战壕里磕头的画面，他想了十六年，终于在今夜的孤舟上，把那条走到一半的路想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