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》。里面有句话—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沈师长，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？”

    “没数过。”

    “没数过，就是很多。那你杀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心甘情愿去杀的吗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摇了摇头。“打仗不是请客吃饭。你不杀人，人就杀你。我手下的兵，每一个都是爹娘养的，我得带他们活着回去。可跟着我出来的三千乡勇，现在还活着的，不到八百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说到这里忽然低了下去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。船舱外面的渔歌还在唱，老渔夫的嗓子沙哑而苍凉，唱的是一个渔夫在江上等了一辈子，终于等到了他要渡的那个人，但那个人已经不认得他了。

    “我的副师长程振邦，”沈砚之又说，“攻武昌的时候，他带着敢死队第一个冲上了城墙。城墙上的子弹跟下雨一样，他身中七弹，还站在城墙上挥旗。我从望远镜里看着他倒下去，他倒下之前冲我喊了一句话——不是喊疼，不是喊救命，是喊‘老沈，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’。后来我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，收信人是他娘。信上说他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娶媳妇，让娘别给他寄棉鞋了，南方的冬天用不着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停了下来，把桌上的茶杯端起来一饮而尽。茶早就凉透了，苦得他皱了一下眉。

    “周先生，你问我什么叫对的一边。我跟你讲两个故事。”

    周先生正襟危坐，把藤编行李箱往旁边挪了挪。

    “第一个故事。护国战争的时候，我的部队在川南被北洋军围了四十天。弹尽粮绝，伤兵没有药，在战壕里烂着等死。当时云南那边派人来传话，说只要我肯接受改编、交出部队，军饷加倍、弹药优先补充，还给我一个少将参议的衔。我的副官把电报念完了，问我怎么回。我说不用回，然后我走出指挥部，对着战壕里的弟兄们喊了一嗓子——‘咱们死在这里，值不值？’没人回答我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值不值，不用回答。”

    周先生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“第二个故事。去年我在江西打孙传芳，在九江城外俘虏了三百多敌军。其中有个十六岁的娃娃兵，腿上中了一枪，我让军医给他包扎。他跪下来给我磕头，说谢谢大老爷不杀之恩。我把他扶起来，问他为什么当兵。他说他爹欠了地主三块大洋，把他卖给招兵的顶了债。他从入伍到被俘，一共开了两枪，一枪打在天上，一枪打在河里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点燃了一支烟，烟雾在昏暗的船舱里散开，遮住了他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周先生，我在战场上跟无数人拼过命，有满清的、袁世凯的、段祺瑞的、孙传芳的。我把他们一个个都打败了，可我回头一看，那个十六岁的娃娃兵还是跪在那里。谁让他跪下的？不是我，是那三块大洋。这十六年来，我打倒了太多人，可那三块大洋还压在千千万万的人头上，一点都没少。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——我们这帮人打了十几年仗，到底打的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船舱里安静了很久。江风从乌篷的缝隙里钻进来，把桌上那本《新青年》的合订本吹得哗啦啦地翻，停在某一页上。那一页的标题是《庶民的胜利》。

    周先生把那本书合上，慢慢站了起来，在狭小的船舱里走了两步，然后停下来，看着沈砚之的眼睛。

    “沈师长，你说的这个问题，有人想了很久，而且已经找到了答案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答案？”

    “打江山是一回事，坐江山是另一回事。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，不是打江山，也不是坐江山。是让那个十六岁的娃娃兵，这辈子都不需要为三块大洋对任何人下跪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抬起眼睛看着他。那一刻，船舱里的桐油灯芯忽然爆了一下，火光跳了跳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乌篷上，一左一右，一高一矮，像两棵树，扎根在不同的土壤里，却在同一阵风中朝同一个方向倾斜。

    “周先生，你说的话，我需要考虑。”

    “考虑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不用很久。”沈砚之站起来，走到船舱口，看着江面上越来越浓的雾，“天亮之前我会给你答复。”

    周先生点了点头，坐回原位，重新拿起那本《新青年》，翻到刚才那篇文章继续往下看。他看书的样子很专注，专注到好像这条乌篷船不是行驶在暗流汹涌的江心，而是停泊在图书馆窗下的一方静水里。

    船头的渔歌忽然停了。老渔夫用竹篙敲了敲乌篷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急促。

    沈砚之掀开帘子，一股浓雾扑面而来，带着江水的腥味和一种奇怪的焦糊味。他顺着老渔夫的目光往对岸看——九江城的方向忽然亮起了一排火把，火光的数量在飞速增加，不是几盏、几十盏，而是整条城墙都被火光照亮了。紧接着，枪声响了。先是零星的几声，然后越来越密，最后变成了一片分不清点射和连发的爆豆声。

    “有人攻城？”周先生也站到了船舱口。

    “不是攻城。”沈砚之的声音忽然变得铁一般硬，“是从城里往外打。有人在清洗。”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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