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法租界，霞飞路尽头的一条窄巷子里，有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。楼外墙面的灰泥已经斑驳，爬山虎的枯藤像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攀在墙上，把这个时节的寒意都织进了砖缝里。楼门口挂着一块木头招牌，上面写着“江南书局”四个字，字体拙朴，像是刚学写字的人刻的。招牌下面有一盏电灯，灯罩是绿色的，在这条没有路灯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孤清，像是夜航的船头上那盏等不到的引港灯。

    书局已经打烊了，但二楼的窗户还亮着灯。灯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出来，一道一道地铺在巷子里的青石板上，像是谁用尺子比着画出来的。

    沈砚之站在巷子口，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，把半张脸都埋在里头。他不是怕被人认出来——他在上海没有几个人认识他——是江上的风吹了一路，把他的骨头都吹透了，连带着把九江城外那些枪声和火光也冻在了脑海里，怎么也散不掉。他从码头走到这里用了四十分钟，一路上经过了三个巡捕房的哨卡，每一个都拦下他盘问了半天。法租界这几天风声紧得厉害，连卖馄饨的小贩都要查身份证。他知道为什么——四一二已经发生了，虽然上海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，但暗地里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快要断了。

    老渔夫站在他身后半步，手里还攥着那根被江水泡得发亮的竹篙。他把船从九江一路划到上海，两天一夜没合眼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但腰杆还是挺得笔直。沈砚之让他找个旅馆歇着，他不肯，说收了船钱就得把人送到地方，少一步都不行。

    “老人家，你回去吧。”沈砚之从怀里又掏出一块银元塞进老渔夫手里，“剩下的路，我自己走。”

    老渔夫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银元，又抬头看了看巷子尽头那盏绿色的灯，忽然问了一句话：“你找的那个人，能给你指条活路不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，然后他笑了。那笑容很淡，淡到在路灯下几乎看不出来，但老渔夫看见了，也咧嘴笑了一下，转过身拄着竹篙往码头方向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喊了一嗓子：“你要是还坐船，还到江边找我，我还唱那首渔歌给你听！”

    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里，竹篙敲在青石板上的声音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轻，最后只剩下江风吹过巷子口的呼啸声。

    沈砚之整了整衣领，迈步走进了巷子。他走到那栋二层小楼前，没有马上敲门，而是先绕着楼走了一圈。这是他在战场上养成的习惯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都要先把退路摸清楚。楼后面是一条更窄的巷子，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，巷子尽头是一堵矮墙，翻过去就是另一条街。他把这个路线记在心里，然后回到正门，按了门铃。

    门铃是很老式的那种拉线铃，拉了一下，里面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，像是有人在一个很远很深的走廊尽头摇着一串小铃铛。等了大概两分钟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门缝里露出一张脸。是个年轻人，二十出头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袖口上沾着油墨的痕迹，看样子刚从印刷机旁下来。他用身体挡着门缝，上下打量了沈砚之一遍，目光里带着一种被训练过的警觉。

    “找谁？”

    “找先生。”沈砚之从大衣内袋里掏出那封信，递过去，“我叫沈砚之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接过信，就着门缝里漏出来的灯光看了一眼信封上的蓝色火把戳，脸色立刻变了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门拉开半扇，侧身让沈砚之进来，然后迅速把门关上，插上了门闩。整个动作干净利落，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跟我来。”年轻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，转身往楼梯走去。他走路很快，但脚步很轻，踩在木质楼梯上几乎没有任何声响，像一只在屋顶上行走的猫。

    沈砚之跟在他后面上楼，目光扫过一楼的陈设。这是一个书局，四面墙全是书架，书架上密密麻麻地塞满了书，很多书的书脊上印着“新青年”、“向导”、“中国青年”这些他听过但没时间读的刊名。角落里有一台手摇印刷机，油墨的味道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。印刷机旁边的地上堆着一摞摞已经印好还没装订的纸张，用油布盖着。整个一楼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、甚至有些寒酸的小书局，但沈砚之知道，这里大概是全上海最危险的地方之一。

    二楼和三楼是住人的。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一幅字，装在一个很旧的镜框里，纸已经泛黄了，但墨迹依然浓黑饱满。上面写的是两句话——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，没有落款。

    沈砚之在那幅字前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多看了两眼。年轻人走出几步发现他没跟上，回头催了一句“快走”，沈砚之应了一声，迈步跟上，但上楼之前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十个字。他不懂书法，分不清颜体柳体，但这两行字里有一种他非常熟悉的东西，是铁与血的味道，是在绝境中也不肯弯一下脊梁的硬气，和他十六岁在山海关城头第一次握刀时感受到的东西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二楼走廊尽头是一扇虚掩着的门，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，还有一个男人低沉的咳嗽声。年轻人走到门前，轻轻敲了三下，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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