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进来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推开门，示意沈砚之进去，然后自己在门外把门带上了。从头到尾，他没有问沈砚之任何问题，也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。

    房间不大，陈设简单得近乎朴素。一张书桌，两把藤椅，一个装满书的书架，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，地图上用红笔圈了几个地方——上海、南昌、武汉、广州，每一个圈都画得很用力，红墨水洇开了，像是地图上正在渗血的伤口。书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信件，一盏绿罩子的台灯把光圈拢在桌面那一小片区域里，其余的地方都隐没在阴影中。

    一个人从书桌后面站起来迎接他。

    沈砚之见过很多大人物。他在日本流亡的时候见过孙先生，孙先生跟他谈话的时候喜欢用手势辅助表达，声音洪亮，目光炯炯，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刻进你的脑子里。他也见过袁世凯手下的那些北洋将领，那些人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胸前挂满了勋章，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，而是看着你身后的某个地方，仿佛在估量你值多少钱。他还见过各地军阀的督军和省长，有的粗鲁霸道，有的儒雅圆滑，每一个都是人精中的人精。

    但眼前这个人不一样。

    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布长衫，袖口磨得发白，领口松开了一颗扣子，显然是伏案工作太久，忘了系上。身材瘦削，颧骨很高，两颊微微凹陷下去，显示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。但是那双眼睛——那双眼睛让沈砚之想起了一句话。他父亲生前教他识人的时候说过：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狠，不要看他的手，看他的眼睛。手会抖，眼睛不会。

    这双眼睛温和而清澈，看人的时候既不居高临下，也不刻意亲近，而是一种平等的注视，像是在看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。那目光里没有刀光剑影，却有一种比刀光剑影更锋利的东西。沈砚之在战场上见过各种各样的眼神——恐惧的、贪婪的、嗜血的、麻木的，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眼神。那不是一把刀，那是一块磨刀石。

    “沈砚之。”他伸出手来，语气温和得像是在称呼一个老朋友，“周先生的信今天下午就到了，比我预想的快了半天。我算着你最快也得明天天亮才能到上海，没想到你连夜赶来了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握住他的手。那只手很瘦，骨节突出，掌心干燥而温热。握手的力度不重，但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坚定，像是在说：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从哪里来，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。

    “路上顺流，老船夫的竹篙使得好。”沈砚之在藤椅上坐下来，摘下帽子放在膝盖上，背脊挺得笔直，“我来，是因为周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话？”

    “他说我提出的那个问题——打了十几年仗到底打的是什么——有人已经找到了答案。”

    那人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拿起桌上的茶壶，给沈砚之倒了一杯茶，茶是温的，大概是今晚不知道第几壶了。然后把台灯的灯罩转了一个角度，让光不再直直地打在两人的脸上，房间里顿时暗了一些，只留下那片暖黄色的光圈拢住桌上的文件和茶杯。

    “你这个问题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。”那人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有一种天然的穿透力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沈砚之的耳朵里，“从道光二十年英国人打进珠江口算起，这八十多年来，无数中国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。林则徐问过，他在伊犁的流放地对着天山问了一辈子；洪秀全问过，他用拜上帝教的方式给了农民一种答案，但那答案最后变成了更大的问题；康有为问过，他的答案是君主立宪，但他的答案没有力量。孙中山先生也问过，他比前面所有人都走得远，打倒了皇帝，建立了民国，可是袁世凯让他看到了——剪掉辫子容易，剪掉人心里的奴性，比登天还难。”

    他停下来，喝了一口茶，然后看着沈砚之，眼神里有一种沈砚之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大人物脸上见过的东西。那不是威严，也不是睿智，而是坦诚。

    “俄国有个叫列宁的人，他给出了一个答案——让工人和农民来当家作主，让那些跪了一辈子的人站起来。这个答案不一定完全对，但至少有人在做了，有人在试了。孙中山先生看出了这一点，所以他在晚年改了口号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。这不是哪个人的政治野心，是一个医生在诊断了整个中国的病情之后，开出的最后一张处方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端着茶杯一动不动。他的手指很稳，但茶水面在微微地晃动，不是因为手抖，是因为他的心跳在加快。他想起护国战争时在川南被围的四十天，想起那个十六岁娃娃兵跪在战壕里磕头的画面，想起程振邦倒下前冲他喊的那句“别忘了咱们当年发的誓”。他想起山海关那个雪夜，他在父亲灵前跪下，发誓要用这条命换一个不一样的中国。

    “先生，”沈砚之放下茶杯，茶杯在碟子上碰出一声清脆的响，“我在日本见过孙中山先生。他跟我说，革命需要两种人：一种是点火的人，一种是添柴的人。他说我就是添柴的人。我问他，点火的人在哪里？他说还在路上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台灯的光映在他的瞳孔里，像是两簇跳动的火苗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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