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想见见那个点火的人。”

    那人沉默了一会，站起身走到窗前，掀开百叶窗的一片叶子，往外看了看。巷子里安静如常，远处传来法租界巡捕房的钟声，刚好敲了十二下。他放下百叶窗，转过身来，对沈砚之说了一句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。

    “点火的人从来不是一个人。是一群人。他们在工厂的车间里，在码头的货堆上，在乡下的田埂上，在每一个你觉得不起眼的地方。他们可能不识字，不会写文章，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，还能记得火的样子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把那本《新青年》合上，放在桌上。他站起身，走到房间中央，对着那人深深鞠了一躬。不是军中那种敷衍了事的举手礼，而是拱手作揖、双手过额的大礼。

    “沈师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在九江城外做了一件事。”沈砚之没有直起身，躬着背，双手保持着作揖的姿势，“四月十二号晚上，宁方动手清党。我带着部队驻扎在九江对岸，隔岸观火。当时如果我的部队杀过江去，至少能救下几百个被围剿的地下党员。但我没有。因为我不想打内战。”

    那人连忙上前两步，双手将他扶起。他的手很有力，是那种长时间握笔、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力量的有力。

    “你在九江做的决定，不是懦弱，是智慧。如果你真的打过江去，跟宁方打起来，北伐军就会立刻分裂成两个阵营，北洋军阀就会趁机反攻，孙传芳就会卷土重来。到那时候，死的就不是几百人了，是几万人、几十万人。沈师长，你不开枪，比开枪需要更大的勇气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直起身，看着那人。两个人站在昏暗的台灯光圈里，面对面，离得很近，近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。

    “那我接下来该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那人从书桌上抽出一张信纸，提起笔，蘸满墨，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折好递给沈砚之。沈砚之展开一看，纸上只写了六个字。

    “带好你的兵。等。”

    “等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等天亮。天亮之前是最冷的时候，也是最容易迷路的时候。但天一定会亮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看了那六个字很久很久。窗外的钟声又响了，凌晨一点。他想起老渔夫那首渔歌的最后一句——“渡尽千帆不是客，回头已是百年身”——忽然在心里打了一个结，又自己解开了。他把纸条叠好，贴身放进怀里，重新戴上帽子，站了起来。然后解开大衣，从内袋里掏出***枪，放在桌上。枪身已经磨得发亮，握把上刻着两个字：关山。

    “这枪跟了我十六年。”沈砚之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“从山海关一路跟到九江。我今晚把它留在这里，不是缴械，是立誓——从今往后，我沈砚之的兵，永远不对自己人开枪。”

    那人没有推辞，他拿起手枪看了看，然后放回桌上。“你的枪我收下。不是作为抵押，是作为见证——见证一个军人，在最黑暗的时候，选择了站在光明的一边。”

    他站起身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，递给沈砚之。那是一块怀表，表壳是银色的，上面刻着一个北斗七星的图案。表已经旧了，表链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，但还在走，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着，声音清脆而坚定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买的，跟了我很多年。现在送给你。不是回礼，是让你记住——时间在我们这一边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接过怀表，入手沉甸甸的。他把怀表揣进怀里，和那封只写了六个字的信放在一起，然后对着那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这一次他没有鞠躬，因为有些东西不需要用礼节来证明。

    那人送他到楼梯口，在握手告别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：“对了，你刚才说你打了十几年仗，一直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。我告诉你——你在打一个新中国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没有说话。他转身下楼，脚步声在狭窄的木楼梯上回响，每一脚都踩得格外用力，像是在用军靴踩住什么东西，不让它从脚下滑走。走下一楼的时候，他听到二楼传来一阵钢琴的旋律。那是一首曲子，叫《国际歌》。

    走到转角处那幅字前，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二楼那扇紧闭着的百叶窗。百叶窗的缝隙里漏出那盏台灯的暖黄色灯光，和着一阵压抑的、但依然激昂的钢琴声，一起洒在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那十个字上。墨迹还是那么浓黑饱满，像刚写上去的一样。他把大衣裹紧，推开江南书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走进了凌晨一点的上海夜色。

    巷子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法租界远处巡捕房的钟声还在响。他在巷口站了一会，从那家馄饨摊前经过，摊主正在收摊，一个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坐在矮凳上，把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喝得干干净净。沈砚之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瘦骨嶙峋、满手老茧的身影，然后对老板说了一句话：“老板，给他再加一碗。”

    馄饨摊的老板愣了一下，认出眼前这个人的军靴和旧大衣，没说什么，默默地又下了一碗馄饨，舀了满满一勺猪油。那工人连忙站起来想推辞，说自己没钱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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