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良的茶盖子没再响。

    他把茶盏搁到了旁边的几案上，动作稳当，甚至腾出功夫理了理袖口。

    朝廷大员的养气工夫不是白练的——被人当着满堂同僚的面点了名，脸上连一丝裂缝都没露。

    “劳高总督挂念。下官昨夜歇得尚可。”

    高拱盯着他，没接话。

    那目光不像在看一个人，倒像在看一件还没拆封的证物。

    汪良迎着那目光，嘴角甚至挂了一丝笑意。

    他在广东经营了八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一个刚到任不足两年的两广总督，拿什么来压他？

    高拱没继续追。

    他收回目光，绕过长桌，走到主位前面，坐了下来。

    椅子是临时加的，比周弘坐的那把窄了半寸，但位置在正中——谁坐那儿，谁就是今天这间屋子里说话最管用的人。

    “今天叫诸位来，不为别的。”

    高拱的手掌平放在桌面上，手指没动。

    “就一件事——濠镜。”

    堂内的气氛变了。

    绷得更紧了。

    在座的人都清楚，濠镜是个什么地方，也都清楚这两个字牵着多少银子、多少人的脑袋。

    陶元良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铁灰。

    高拱没看他，继续说：“佛郎机人占濠镜，到今年，第几年了？”

    没人回答。

    “我替你们算。嘉靖三十二年，佛郎机人以曝晒水浸贡货为名，借居濠镜。到今年，万历元年——十九年。”

    高拱的声音不高，但布政使衙门的穹顶把每个字都弹了回来。

    “十九年。够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了。”

    他扫了一眼堂内。

    “十九年前，他们说是借。借来晒货，晒完就走。现在呢？石墙起了，炮台修了，教堂盖了三座，总商会馆里的红毛鬼子穿金戴银、呼奴唤婢——这叫借？”

    没人敢接这个话茬。

    “我亲自到濠镜看了一趟。你们猜我看见什么了？佛郎机人在半岛南端修了座城墙，东西两面各架了六门铜炮。炮口朝哪儿？朝着咱们关闸的方向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诸位都是朝廷命官。我想请教——大明的疆土上，几时轮到外夷架炮了？”

    这句话砸下来，堂里静了有三息。

    广州知府丁允和把头埋得更低了。

    他旁边的同知连呼吸都放轻了，生怕被高拱的余光扫到。

    周弘端起茶盏，抿了一口。

    凉茶入喉，他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
    高拱没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。

    “十九年。广东上下多少官员经手过濠镜的事务？从布政使到知县，从按察使到巡检司——一个个心知肚明，没一个人上折子说过一句话。佛郎机人的地盘一年比一年大，炮一年比一年多，银子一年比一年赚得凶——你们呢？”

    他往前探了探身子。

    “你们是聋了，还是哑了？”

    陶元良的手按在膝盖上，指节泛了白。

    他是广东布政使，濠镜的事绕不开他。

    高拱这番话，字字都在扇他的脸。

    但他不能不接。

    再不开口，就等于默认了。

    “高大人。”

    陶元良的声音沙哑，但撑住了。“濠镜的事，下官不敢说处置得当，但也并非毫无章法。佛郎机人入居濠镜，自嘉靖三十二年起，历任总督、巡抚皆有定论——彼等以商贸为本，每年缴纳地租银二万两，由香山县征收，悉数入了广东藩库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像是在斟酌后面的话。

    “至于炮台——佛郎机人行商海外，常遭海寇侵袭。他们在居留地设炮自卫，也是历来的惯例。”

    高拱的眼皮跳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惯例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陶元良硬着头皮接道，“嘉靖三十六年，时任两广总督王鹤龄曾行文准许佛郎机人修筑矮墙以防寇盗。此事有案可查。”

    高拱没说话。

    随后，右布政使何延龄开了口。

    何延龄比陶元良老练。

    他不急不慢，先冲高拱拱了拱手，才开口：“高大人忧虑边防，下官等深感惭愧。只是有一事，下官不得不据实禀明——佛郎机人在濠镜经商，所持皆有广东市舶司核发的贸易文牒。每船入港，须经香山县丞验牒、担保、登册。违者即行驱逐。这套制度运行了十余年，佛郎机人大体遵行不悖。”

    他把“大体”两个字咬得很重。

    “高大人方才说佛郎机人架炮，朝着关闸。下官斗胆说一句——那些炮，打的是海面上的倭寇和盗匪。关闸有我大明驻军，佛郎机人就是借他十个胆子，也不敢把炮口对着大明的兵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得明白：您老人家是不是反应过度了？

    周弘放下茶盏。

    他一直没说话，但何延龄这番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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