笑完之后，常军仁说：“把材料拿走。今晚的事，就当没发生过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把档案袋和笔记本装进随身带的公文包，起身告辞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常军仁叫住了他。

    “老买。”

    “嗯？”

    “你闺女那边，我让我儿子去学校看看。他在省城读研，离得不远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常军仁站在客厅中央，灰色睡衣皱巴巴的，头发还是乱的，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变了。不再是谨慎和隐忍，而是一种下定了决心的坦然。

    “谢了。”买家峻说。

    “少废话。”常军仁摆摆手，“走吧，别让人看见你在我这儿待太久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下楼，走出楼道口。寒风迎面扑来，他的手机又震了一下。这次是一条短信，发件人是花絮倩，那个“云顶阁”酒店的老板，那个永远让人猜不透的女人。

    短信只有一句话：“杨树鹏的人今晚在码头有动作，别去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十秒钟，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，没有回复。

    他站在家属院门口，左边是回市委大院的路，右边是去码头的方向。冷风把路旁的法桐吹得沙沙响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人行道上，像一个被人用力按在地上的黑色剪影。

    他想起下午在办公室接到的那个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，很年轻，声音发抖，像在哭：“买书记，我是安置房项目的材料员小周。他们让我在检测报告上签字，我不签，他们就让我在工地上出个‘意外’。我现在躲在老家不敢出来，我爸妈天天接到恐吓电话……”

    他想起那个老太太的手，粗糙得像老树皮。

    他想起女儿在大学食堂打饭的照片。

    他想起常军仁笔记本扉页上的那八个字。

    知我罪我，其惟春秋。

    买家峻掏出车钥匙，按了解锁键。帕萨特停在街角，老方还在车里等他。他上了车，把公文包放在副驾驶座上。

    “老方，去码头。”

    “码头？”老方从后视镜里看着他，“买书记，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，码头那边——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买家峻说，“杨树鹏的人在码头有动作。花老板让我别去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还去？”

    买家峻靠在后座上，闭了一下眼睛，然后睁开。窗外的街灯掠过他的脸，光线把脸上的皱纹刻画得很深，像地图上的等高线，每一道都对应着某一段走过的路。

    “人家叫我别去，是因为怕我出事。”他说，“但材料员小周的爸妈，没人叫他们别怕。安置房里住着的两百三十户群众，也没人叫他们别怕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下来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：

    “如果连我这个当书记的都躲了，他们还能指望谁？”

    帕萨特驶出了市委家属院，往东边码头方向开去。夜色越来越深，街上的车越来越少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江水特有的潮湿腥味。远处的码头上，几盏探照灯把集装箱的轮廓照得惨白，起重机的长臂在夜空里缓缓移动，像某种沉默的巨兽。

    老方从手套箱里摸出一样东西，递给后座。是一把改锥，木头手柄磨得发亮，前端被磨尖了，泛着冷光。

    “买书记，我年轻时候修过车，这把改锥跟了我二十年。不算凶器，但关键时刻能顶点用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接过改锥，掂了掂。手柄上有老方常年握出来的指痕凹槽，贴合得像定制的一样。

    “老方，你年轻的时候修过车，还干过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跑过长途，摆过地摊，给黑矿主开过运煤车。”老方笑了一下，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，“后来考了驾照，进了市委车队。一干就是二十三年。”

    “你后悔过吗？”

    老方沉默了一会儿，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下，红色的光映在挡风玻璃上，像一层薄薄的血色。然后他说：“买书记，我跟了三任领导。第一任贪了，判了十三年；第二任倒是干净，但什么事都不干，退休的时候欢送会都没几个人去；第三任就是您。”

    绿灯亮了，他踩下油门，车子驶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往码头方向继续开。

    “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就是车开得好。但我想让我儿子知道，他爸不是给贪官开车的，也不是给庸官开车的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没有说话。他把改锥插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，手指摸到公文包里那本黑色笔记本的棱角，硬硬的，像一块砖。

    车子在距离码头五百米的地方停下。买家峻让老方熄了火，关了灯，自己下了车。江风很大，吹得他的外套猎猎作响。他弯腰凑到车窗前，对老方说：“十五分钟，如果我没回来，你就报警。记住，别打分局的电话，直接打省厅刑侦总队，找林队长。号码在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的通讯录里。”

    “买书记——”

    “记住。”买家峻拍了拍车窗框，直起身，裹紧外套，往码头走去。

    他的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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