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事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老方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买家峻有些意外的话。他说：“值吗？”

    买家峻没有马上回答。他重新翻开那份材料，手指划过那一行行冰冷的数字——C25变成了C15，两百三十户安置群众，老人，孩子，孕妇，住在标号不够的地基上，每多住一天就多一分危险。他想到上周去工地暗访时，有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，说政府啥时候能让俺们搬回去，俺们三代人挤在过渡房里，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。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指甲缝里全是泥。

    “老方，”买家峻说，“你见过地基塌了之后的安置房吗？”

    “见过。汶川那年，我跟着领导去灾区送物资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样子？”

    老方想了想，说了四个字：“像被揉烂的纸盒子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买家峻合上材料，“所以，值。”

    车子驶入市区，路灯密集起来，街上的车也多了。买家峻让老方把车停在一个公交站台旁边，自己下了车。冷风灌进领口，他裹了裹外套，往市委家属院的方向走去。常军仁的家就在家属院最里面那栋老楼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

    他走到楼下的时候，手机震了一下。是一条彩信，没有发件人号码，打开是一张照片——他女儿在大学食堂打饭的照片，应该是今天傍晚拍的。照片下面只有一行字：“买书记，孩子长得真像你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站在楼道口，抬头看了看常军仁家亮着的窗户，又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。冷风从楼道里灌出来，吹得他后脊梁发凉。

    他把手机揣回口袋，开始爬楼梯。

    六层楼，一百零四级台阶。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

    常军仁开门的时候穿着一身灰色睡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显然是从床上被电话叫起来的。他把买家峻让进屋，关上门，锁了两道。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鼓鼓囊囊的。

    “你闺女没事吧？”常军仁第一句话就问这个。他刚才在电话里听到了买家峻声音里的异常。

    “暂时没事。”买家峻在沙发上坐下，拿起档案袋，解开封口的棉线，“他们只是想让我知道，他们随时能找到我家人。”

    常军仁的脸色沉了下去。他在组织系统干了三十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手段，但拿人家属做文章，已经突破了底线。他在买家峻对面坐下，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

    “老买，有些话我之前没说。”常军仁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二年，经手过的干部档案不下千份。谁干净，谁不干净，我心里有本账。但我不能说——不是不敢说，是说了也没人查。有些线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可以说了。”买家峻翻着档案，“因为有人已经把线扯断了。”

    常军仁沉默了很久。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敲了十下，声音在安静的房间显得格外响。然后他站起身，走到书桌前，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，封面上印着“工作笔记”四个字，已经磨得发白了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十二年的记录。每一次干部考核中发现的异常，每一笔来路不明的财产，每一次被压下去的举报信。原件的复印件都在里面。”

    他把笔记本放在茶几上，放在档案袋旁边。他的手按在封面上，像按着某种沉重的、积压了太多年东西。

    “老买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你问。”

    “你怕不怕？”

    买家峻看着那本笔记，看着常军仁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。他想起白天常军仁在市委专题会议上拍桌子的样子，想起这个一向温和的老头红着眼眶说“我以党性担保”，想起他的话音还没落，解宝华就冷笑着打断了他。

    “怕。”买家峻说。

    常军仁愣了一下。他以为买家峻会说一些慷慨激昂的话，没想到他直接承认了。

    “怕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怕我闺女出事。怕老方因为给我开车受牵连。怕安置房的地基还没整改好就再来一场暴雨。怕我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是徒劳。”买家峻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叙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，“常部长，我怕的东西太多了，数都数不过来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还干？”

    买家峻拿起那本黑色笔记本，翻开第一页。扉页上，常军仁用钢笔写了一行字，墨水已经有些褪色了，但笔画依然清晰——

    “知我罪我，其惟春秋。”

    买家峻看着这八个字，忽然笑了一下。不是苦笑，是真的笑了一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让他安心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常部长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哪一点吗？”

    “哪一点？”

    “你写了这么多年笔记，字还是这么丑。”

    常军仁愣了一下，然后也笑了。两个人坐在深夜的客厅里，茶几上摊着足以震动整个沪杭新城的材料，各自笑出了声。笑声不大，但在那个安静得过分的老房子里，像两块石头投进了死水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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