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进了上医，分在放射医学研究所。他考进了上医的夜大学，学习的专业是医疗器械。他们已经有了成家的基础。

    小弟弟还在南站，开铲车，日夜倒班，很辛苦。女朋友也在南站工作。他与大弟弟一样考了上医的夜校，专业是“遗传学”。

    可是，现在我家的房子是旧式的，很难当成新房。于是由父亲向上医申请换房。那时候是没有房屋买卖的，房子也很少，但是老少无欺，都是由组织上来评定。

    我父亲说了一个故事，让我刻骨铭心。那是发生在1969年我去插队后的事。在那个动乱不堪的年代，父亲奇怪地当了上医“牛鬼蛇神”的大队长。他每天要“管理”好多好多被dadao的老领导。他小心地处处地照顾着他们。有一次，来了一个不太熟悉的红卫兵，气势汹汹，肆意要找一个姓刘的老处长的岔子。那天，也正巧，刘处长发烧，父亲就安排他整理一下宣传小册子，可以坐着干活，还不时能偷着睡一会儿。却被那个红卫兵看到了。他一把揪起那个处长就要斗他，还吼叫着要他去扫厕所。父亲冲过去解释，说是他安排的，并答应那个红卫兵，自己去扫厕所。那个蛮不讲理的“兵”，见爸爸挡住了他的事，就论起大巴掌狠狠地抽打了我父亲一记耳光，我父亲满嘴鲜血，头晕耳鸣，两眼一黑，差点跌倒在地……（别看只是一记耳光，打得不巧，父亲从此犯下了头晕的后遗症。）

    但是，也是这一记耳光，为老处长更不可设想的后果，担待了过去。现在，这位老处长恢复了原职，正好是他在负责分房。于是，申请得到了他的支持。可剩下的只有两套，要么五楼，要么一楼。我们就选择了五楼。

    新房的面积并没有增大，三间房，没有厅，厨房卫生间也不大。只好凑合。一间十六平带阳台的，爸妈加我挤一挤，一间朝南的十四平，给大弟弟做婚房，小弟弟只好住在后面的九个平米的北屋。后来就把他的新房建在这个小屋里。

    我们那时候年轻人的婚事，都是因为感情好，才走在一起的。如果要以房子来作为结婚条件的话，特别在上海，那就没有几个人能结婚的了。

    我们搬家了，大弟弟也结婚了。

    妈妈问我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蔡过了一天，就拿着户口本来，他悄悄告诉我，是他偷出来的，我们赶快去登记。我有点不明白，为啥要偷？他父母还是不同意？

    他答非所问：“我打听了，结婚是在民政局登记的。”说着就拉着我去了那儿。

    结果，民政局的人问：“你们单位的介绍信呢？”我们被问傻了，只好回转来。

    他的介绍信一下子就开好了，因此，他的父母也就知道了他偷户口本的事。接着，他与父母开始深一步地交谈，这次是“硬碰硬”地谈，谈了许多具体的问题。

    他把我在江西对他的好，一桩一桩地说给父母听：我是怎么去大城找他，并同意了三年以后结婚的；怎么把自己的东西都给了他去做人情；还怎么样地辛苦为李子断奶……感动是感动的，但是，他们这么小的家，而我的家也没有空余的地方，怎么样可以结这个婚呢？

    他家一栋小楼，上面两个房间，一间南北通透，已经是他大哥的新房。还有一间小的，九平米，朝北一扇窗对着永嘉路，朝南的窗对着楼梯，东窗对着隔壁一栋三层楼的楼梯窗，就这个小间，原本是他父母与两个妹妹住着。他回上海后，一直睡在楼梯上面的阁板上。下面一个大通间，连着厨房一起。外面还有一个作为进出的窄长的通道。

    他们商量了很久，才最后定下来了，楼上小房间收拾出来，给我们做新房。楼下用一只大橱，一只单门立柜，还有两只床头柜叠起来，形成一道墙，在楼下通间里面，被隔出来了一间，再在上面用两副铺板搭一个阁楼。他的妈妈与两个妹妹睡在阁楼上，下面放一张床，他爸爸与李子睡。这个搭建的任务，就交给了他很有手上功夫的二哥。他二哥与二嫂回上海来帮忙了。

    这个计划让我与蔡高兴得不得了，我们终于有了一间新房！要知道，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敢想过，只要在什么地方帘子一拉，权当婚房，我也不会作声的。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小房间，管它怎么样，装得下两颗真诚的心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我这边，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学校办公室，希望能开出证明。虽然学校拖了好久才开出来，但是，还是开了。过后才听说，因为学校的领导大调动，廖校长与柯医生调去了宜春，那个张主任也调走了。

    很意外的是，七九届文艺一班的司同学这时来看我，告诉了我一个也是意外的事情。他因为家庭有困难，他上面几个哥哥姐姐都去支边的支边，三线厂的三线厂，一个都没有留在家里，现在父母年纪大了，没有人照顾，他家便申请到了让他回上海的指标。想不到，他的批准了的申请被人先利用了，那个人倒是回了上海，他却回不来了。于是，他向地区教育局再三请求，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他。可是，他与局长之间没有沟通成功，言辞激烈地碰撞起来，一气之下，他坐在教育局门口，开始绝食。并且一直坚持了好几天，眼看事态越来越严重，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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