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师范派老师来劝解他，好不容易，才把他劝走了。

    他心情沉重，我也心情沉重，知青已经在大批地回上海了，但是，依然有许多被掉在了“坑”里，回家之路艰难而没有方向，我们都是属于难以自拔的一族！

    我告诉他我受伤的事，他们班的毕业分配事宜都交给邢大隆老师办了。不曾想，这个插曲，后来会演变出来了一个糟糕的尾巴。

    我们家为了省钱，也为了蔡家的经济拮据，我与小弟弟一起办婚宴的。那是1980年的元旦。

    小弟媳的嫁妆用小型面包车装来的，她的许许多多让人耀花了眼睛的东西，吸引了好多邻居来观望。我的嫁妆是蔡与我一起，装在黄鱼车上拉去新房的。妈妈只是给了我一包长生果与红枣，要我到处放满，不要有空罐子。

    我把这次回来，才最后完成的毛衣给了蔡，他二话不说就套上，这件“温暖牌”也就成了他新郎官的服装了。我的新婚服装是妈妈给我挑选的老式的骆驼毛的棉袄。

    在婚宴上，我小弟弟西装笔挺，英俊潇洒，我小弟媳绫罗绸缎，珠光宝气，来宾全被他们吸引过去，早忘了还有我们一对新人。

    我舅舅记起来了，他突然大声地提请大家注意，说：“建华也是新娘子，但是，她是一个党员式的新娘子，简朴是美德。”

    我灿烂地笑了，舅舅的话为那时候还在刻苦寻路，囊中羞涩的知青，盖上了最精彩的一块“遮羞布”。但是，后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我发现，这块“遮羞布”变了性质了，我真想告诉大家，我们那个年代多么珍惜这块“布”呀！

    我的爸妈在完成了这些事后，从还剩下的钱里面，特地拿出来了八百元，偷偷给了我。因为蔡买了一架两百元的播放机后，窗帘也买不起了。我用纸贴在玻璃上。妈妈差点儿眼泪掉下来，说：“我的女儿，我要一样对待。”

    我来到了蔡家生活。

    我是以一个“外地人”的身份，走进他家的。即便进了的是“寒门”，可还得低人三分。等蔡的婚假结束、他去上班后，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出来了，“外地人”意味着什么？

    他的父母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，也是为了儿子，让出了房间，自此他一家五口人，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了。

    他们当着蔡的面，对我客客气气，可只要蔡不在，他们就都翻脸了，对我爱理不理，哪怕吃饭吃东西也不来叫我，我成了这个家的“透明人”了。

    那时候，我的手正在长神经，哪怕对着皮肤吹一口气都是痛的，更不要说浸冷水了。蔡很懂我，所以他每天下班回来，忙上忙下，为我烧饭做菜洗衣服。这么一来，弄得他的家人对我更加恼火，一个女人，整天看书有什么用？儿子八小时上班，回家还要这么辛苦地来照顾她！他的家人也就看着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，她母亲恨得就剩没有出口骂人。

    他家的房子是依在隔壁洋楼旁边另外建造的小楼，没有厕所。之前，有扇小门可以通到隔壁去如厕的。但是，那座洋楼归了环卫所，成了办公楼，于是，不再允许居民进出。没有厕所就成了蔡家最麻烦的事。好在我是个“外地人”，这点儿苦吃得起，还不就是天天倒痰盂罐？只是不习惯在永嘉路上，一个上海的“上只角”，端个痰盂跑几十米远的地方。我感觉一路上都是异样的目光，如芒针刺背。于是，我常会放在晚上去倒。如果蔡回来了，他就帮着我去倒，这又增加了他妈妈对我的不满，老是嘀咕儿子，太宠着我了。可我，一到晚上，我与他两个头放在一个枕头上时，我就开始对着他嘀嘀咕咕，说他爸妈对我处处冷眼。

    他的“三夹板”做得真不容易，一声不响，埋头苦干，帮我做了事，再帮父母做事，他家的马桶成了他的任务了。还要照顾小李子。他就这么用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来减少家里的摩擦。

    我看着他每天默不作声地辛苦干活儿，就学着把怨言吞下肚子去了。

    他呢？还是懂我，说着父母的不容易，也说着我的忍耐的不容易。

    什么是婚姻的幸福，我琢磨过，因为在物资上，我要什么没什么，在精神上，我也是被冷漠的那个，那么，我得到了什么呢？

    “他懂我，”这是一个非常无价的财富，“他为我常拂心尘，”就是我的另一种精神上的受益。有了这些，我的婚姻没有成为“爱情的坟墓”，因为“懂”，我们最淳朴的感情一直在畅流中。

    好像这种“懂”，放在那时的社会上，也一样可以“流通”。他们单位的工会在春节前，评他本年度先进个人，事迹就是：没有将外地女友抛弃。

    这种自我修炼来的“幸福生活”，也过得飞快。又一个学期要开始了。

    但是，我们与所有新婚夫妇一样，如胶似漆，怎么舍得分离呢？于是，我又写信去请假了。我问了“破案”的进度，并陈述了自己的伤势依然处在不能自理的阶段，也强调了精神上的不能解脱……言下之意……

    还好，学校新校长刚进校，一切待兴。而且，校长们还是对我十分同情，这事他们有责任的。公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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