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相比之下却格外从容。

    他老神在在地将手放在膝盖上，富有节律地叩动指节，眼中兴致愈发浓厚。

    真是一出疯狂的政治投机！

    从南巡开始，他一路有意或无意地推崇一度被冠以暴虐的太祖，相应地贬损以仁德著称的孝宗皇帝。

    作为大明朝唯一的太阳，这般举动当然会引发外界不同反应。

    坊间议论是其一，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告诫是其一，此时此刻所面临的这场政治投机当然也不例外，仍是反应之一！

    就像嘉靖皇帝大礼议一样，总会有文臣武将自然而然靠拢皇帝的所思所想，灵活转变立场，从中渔利。

    平江伯陈王谟显然便是这样的投机分子！

    漕运官兵牵扯进徐州一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；与此同时，如何归因也很重要。

    原本该是他平江伯治军无方、管教不力，落个丢官罢职、回家闲住的下场。

    但平江伯陈王谟不是甘于做富家翁的人物。

    历史上，他便在提督漕运任上，因漕粮被官兵盗卖、谎报漂损，被贾三近弹劾得丢官罢职；但这厮立刻通过小姨子李太后的关系，讨了个湖广总督的职司，仍旧身居高位。

    正因陈王谟贪权恋位，为避免皇帝把漕运官兵横生的乱象归因到自己身上，竟胆大包天，揣度皇帝倾向，将这口锅扔到了孝宗皇帝身上！

    漕兵营商流毒近百年，牵扯进徐州一案，岂不是顺理成章？

    咱们这些后人都是被前人给害了，无辜啊！

    虽然手段有些可耻，却还真说进朱翊钧心坎里了。

    陈王谟的归因，一点也不牵强。

    正如其人所言，这个口子是谁开的，谁就该担骂名——总不能请庸俗辩证法出场，不抓主要矛盾，抽象、静止、折中地从坏事里找出好的方面，甚至将其看作孝宗体恤漕兵的仁政德政吧？

    当然。

    心里这样想，朱翊钧却不能就这样说出来。

    他看向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，征询道：“梁卿，平江伯所言，果有此事？”

    被皇帝点到的梁承学，脸上爬满乌云与晦气。

    事当然有这么个事，但陈王谟这厮也是刻意挑挑拣拣，简直就是搬弄是非！

    因为“土宜”这说法并非孝宗首创。成化元年，漕运衙门便奏请免除“各处运粮旗军，附带土宜物货”的税收，只是没能推行。

    弘治年间，朝臣以此为成例，奏请孝宗，在优容漕兵的前提下明确土宜夹带份额。

    孝宗皇帝不过是被朝臣拿这些故事诓骗，误以为又是一例“祖宗成法”，才下诏免运兵土宜二十石。

    严格说起来，孝宗也是受害者，就这样被议成罪魁祸首，着实不太厚道。

    但偏偏这话也不好拿出来解释。怎么说？

    孝宗不是坏，只是蠢而已？

    总不能说漕标放开私贸就是好，官兵营商做得就是对？

    面对皇帝提问，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万般无奈，只能支支吾吾：“回陛下的话，虽然确有其事，不过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过，以当时之境况，此事亦是良策，呃……”

    “军饷靡费，不得不稍作妥协。那个……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不可偏执一端，需有……这个，这个持平之论。况且还能……还能提高兵卒待遇，从而激励士气，只是世殊时异……”

    不能任由这些奸佞这样贬损孝宗。

    孝宗是什么？是优容宽待士大夫的仁德典范。这要是被打成负面形象，以后谁是标杆，太祖么？

    若真如此，将好不容易在朱家皇帝面前挣来的儒生尊严置于何地？将共与皇帝治天下的士大夫们置于何地？

    奈何这事确实孝宗理亏，梁承学这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，竟找补得口齿不清。

    一旁同僚见他口舌打结，说不囫囵，也跟着团团转，恨不得立刻夺舍了这厮，用最清晰的言语把陈、侯二人不敬祖宗的话顶回去。

    侯世卿闻言，当即反唇相讥：“梁郎中，戚继光改制的京营珠玉在前，漕运官兵军饷再是靡费，走私也不是彼时唯一的法子吧。”

    甚至从节省国库支出而言，也未必算得好出路吧？

    侯世卿心中冷笑：如果仅仅顺着“因为朝廷穷，负担不起漕兵军饷，所以不得不让漕兵走私”这种说法推演，本质上不就陷入“历史宿命论”和“事后合理化”的窠臼么？

    但这显然不是唯一出路。

    甚至不说百年之后的影响，只说当时为国库节流的初衷，他侯世卿都觉得亏——负责给漕兵发饷的常盈仓户部主事，当然有资格算这笔账。

    现如今漕运官兵营商的状况，已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！

    夹带私货、非法改装、超载的小把戏，可谓不值一哂；哪怕盗卖漕粮、以次充好，把好米卖掉，再买糟糠批湿米上纳，也都只是挣点辛苦钱。

    真正猖獗的漕帮，已经彻底产业化、规模化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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