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是肝胆俱裂，五内俱焚……”

    日头升起，天色透亮。

    晨光透过船舷两侧帷幕，悄然染上一层幽光，与陈王谟意味深长的言语一道，映在亭中诸官错愕的脸庞上。

    吏部郎中许孚远最先反应过来，顾不得礼数，连忙出言呵斥：“平江伯慎言！”

    “既然漕运官兵乱象横生，平江伯便好好省自己的罪，安敢非议先朝！”

    他这话一出，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、中书舍人孙继皋、翰林院编修先行官王庭撰等人也纷纷反应过来，愕然看向陈王谟与侯世卿，后背惊出一身冷汗。

    陈王谟和侯世卿私下奏报，莫非就为了说这种话？他们想干什么！

    什么叫弘治十五年以来？

    你平江伯管束不力，治军不严，以致漕衙牵涉徐州一案，销赃运货，难道还要把问题甩到死了不知多少年的孝宗皇帝身上么？！

    如此搬弄是非，简直狗胆包天，岂有此理！

    对这些京官的反应，陈王谟早做足了心理准备。

    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。

    他此刻话已出口，便无回旋余地，立刻看向梁承学，梗着脖颈反问道：“梁公贵为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，应当熟知我漕标故事。”

    “洪武年间，太祖定制：漕衙运军悉许附载私物，以资私用。”

    “洪熙元年，宣宗又诏曰：今后除运正粮外，附载自己物件，官司毋得阻挡。”

    被点明的兵部郎中梁承学面色不太好看，咬牙一言不发。

    他几乎立刻意识到，陈王谟细数漕衙官兵私运的沿革，用意何在。

    太祖和宣宗的诏令，明显只是与人方便的规定，其中无不提及“私物”“自己物件”等字眼，只为允许漕兵携带私人物品，沿途不许找茬收税而已。

    这才是情理之中的仁政。

    但恰恰到了弘治十五年，情况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——这恐怕才是陈王谟想说的！

    果不其然。

    “弘治十五年，孝宗诏曰：运军附带土宜不得过十石。后又宽至二十石，遂开漕运官兵私贸之例。”

    陈王谟声音越来越大，底气十足。

    简而言之，孝宗不知是智虑纯粹，还是从善如流，忽然对祖制做了一番司法解释。

    把“私物”的解释扩展到“土宜”，也即土特产上；规模也脱离私人物品的合理范畴，明文规定每人许带十石，后来放宽到二十石——全部免税！

    一人二十石，一船便能容下上千石土宜；十万漕运官兵一趟就有二百万石免税额度，不代购点什么，岂不可惜？

    于是。

    漕兵们喜出望外，一边谢主隆恩，一边紧锣密鼓四处搜罗特产，运到别处高价售卖，明目张胆做起内贸，以至于“粮船所载私货多于官物，沿途发卖，率以为常”。

    军队私贸挣钱的口子一开，自然一发不可收拾。

    渐渐，超载也成了常事：“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，乃装载私货，不啻数倍。”

    再后来，漕兵们意识到单打独斗效率太低，得跟沿途商行合作——军民合作，鱼水欢啊。

    双方勾搭成奸，有钱一起挣，甚至自行改造官运粮船，“身长厢阔，多添梁木”，再在船身写上合作伙伴的字号。

    沿途关卡若想盘查拦截。

    那不好意思，我漕运兵十二万七千八百余名，个个都指着这口饭吃，你地方官府有几个营？

    哪怕有不开眼的官吏弹劾此事，仁德的孝宗也会感念漕兵运粮不易，法不责众，从不降罪。

    漕兵有钱有人，时间一长，生意自然越做越盛，不再满足于给豪商跑腿。

    一个卫所的漕兵，为应对复杂的派兑任务，要分成好几个“帮”；一帮大致四百到五百名运军，分别去不同县城运粮。

    后来这些“帮”经内贸催化，干脆借“分帮派兑”的本职划分地盘，坐地营商，置买产业，雇佣工人，隐约勾勒出一个名曰“漕帮”的庞然大物。

    时至今日，已经彻底失控，替徐州贪官污吏销赃运货，比吃饭喝水还顺理成章。

    百年流毒，哪里是一个漕运总兵能革除的积弊呢？

    陈王谟愈发动情，再度朝皇帝拜倒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大元帅，此末将之所谓：自弘治十五年以来，漕运官兵纷纷营商，乱象横生，日渐败坏！”

    说这话时，几乎有些咬牙切齿。

    一旁的侯世卿也随之拜倒，附和道：“陛下常道，凡事必有初。臣等深以为然。”

    凡事必有初，漕兵营商当然也不例外。

    正在执笔记录起居注的孙继皋，默默感慨中书舍人难当。

    他停下笔，向许孚远、梁承学等人投去无助目光，又朝起居注努了努嘴。

    许、梁等人面带酱紫色，勉强留出余力摇头摆手，只差用唇语提醒——这句话先不要记。

    而听罢外人这般疯狂用言语敲击孝宗皇帝棺材板的不肖后人朱翊钧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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