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次，他看见的只有一片模糊的影子，像透过一层起雾的玻璃看东西。

    那一场他没报。

    那中年人后来追过来问他为什么不说话，他只说了一句“今天看不准“。中年人不信，说“你刚才是赢的“，梁博没有解释。

    散场之后，他一个人坐在场边的石阶上，把两只手摊开，看着自己的掌纹。他第一次意识到一件事：

    他这双眼睛，是有额度的。

    以前他以为那是天赋，是不用付钱的东西，随便使用天赋也没有什么代价；但今天他才明白，用得太狠，它就会像一台被长期高负荷运转的机器一样，开始烧机油、开始发抖。

    他给自己立了第二条规矩。

    第一条是老早立的：不炫耀。这一条是从第一天就明白的——你不能让人知道你能看到什么。

    第二条，是当天夜里立下的：不贪心。——不在自己没算清的地方下手；不为“赢了会怎样“去赌；不管谁劝、不管注多大，看可以，不能下赌。

    他把这两条规矩在心里念了一遍，站起来，往回走。

    走了不到三步，那着戴金表的中年人从后面追上来，笑着问他：“怎么样了？明天还有一场，你压不压？“

    “不压。“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“

    梁博想了一下，说了一句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怪的话：“我会的东西，是有代价的。“

    中年人没听懂，笑着走了。

    回公寓的路上，他给杨真和打了个电话。

    广州那边同样是晚上，杨真和的声音有的沙哑、也有点慵懒，好像准备睡着的样子，一开口就是粤语：“做咩？“

    “没什么。“

    “冇事你就唔会打畀我喇。“杨真和在那头笑了一声，“讲啦。“

    梁博停了几秒，说：“我今天差点押了一把大的。“

    那头安静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押咗未？“杨真和的声音有点紧张。

    “没有。“

    “咁就好。“杨真和的声音明显放松下来了，“你记住，我哋呢种人，赢钱系天经地义，输钱系天诛地灭。你唔好俾你自己去赌。“

    电话挂了以后，梁博在街边考着栏杆站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他忽然发现，自己这一次没赌，不是因为算得清；是因为那两个人在他心里各说了一句话——一个是黄师傅的“快钱养人，也吃人“，一个是杨真和的“你唔好俾你自己去赌“。

    他们都不在现场。可他们说的话都在梁博脑内牢牢烙印着。

    那天夜里，他回到公寓，第一件事是把手机关了。

    他坐在桌前，把今天没敢想的事情想了一遍：如果他压了那一手，那最后他会在哪里呢？赢了，债清一半，他会觉得这钱来得容易；输了，他就得回去跟财叔那一类人开口，或者再上牌桌。两条路都不是他心里原来打算走的那条。

    他还想通了另一件事：他跑车的时候从来不怕输，因为他算得清；可他刚才那一刻，是看不清楚的。他怕的不是输钱，是怕自己在一个“算不清“的地方下了手——那他这半年靠“计算“立起来的东西，就一下子崩盘了。

    他把这些想法写在账本最后一页，写完自己看了一遍，觉得字写出来有点像顾建国写的——他见过顾建国写的字，真的称得上苍劲有力。

    他忽然有点想笑。他一个二十四岁的人，学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写字。

    第二天他去车行，黄师傅问他：“想好了？“

    “想好了。“

    “想好什么？“

    “什么钱能赚，什么钱不能赚。“

    黄师傅把手里的扳手放下，看了他一会儿，说了句粤语。这一次梁博听懂了——“你仲有得救。“

    那天夜里，他回到公寓，把笔记本的表格打开又看了一遍。屏幕的蓝光照在他脸上，他忽然想起那个秃顶老人说过的话——“车这东西，今天修到最好，明天它也会自己变样，你要一直听。“

    他想，人是不是大概也是一样呢。

    可他不知道，“一直听“这三个字，他后来忘得比谁都快。

    那一晚他做了一个梦。

    梦里他又回到广州那间铺面，老杨蹲在门口拆一个刹车泵，抬头问他：“你手干净咗未？“

    他低头看自己的手。手上还是有一些油迹，有疤，还有一层洗不掉的灰。他想说“干净“，可他说不出口。

    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，窗外有几只鸟在叫。他坐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忽然想给老杨打个电话——不是为了说什么，只是想听听那边的声音。

    他拿起手机，翻到“杨真和“的名字，看了一会儿，又放下了。

    他知道自己不该在这时候打。他要是打了，老杨一定会说两句话，第一句肯定就是骂他“几点啊？天未光就打过嚟“，第二句会问“几时返嚟“，而他现在回答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