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中旬，梁博在香港场边的名头，比他跑车的名头还要更响。

    起因是那台老跑车。

    车主那位老板在饭桌上随口说了一句“广州来的小子眼睛毒“，一个星期之内，就有三四个人来找他“看车“。他们不是要他修车，是要他在开跑之前看一眼——看哪台车撑得住、哪台车半路会软、哪台车的主人今天状态不对。

    给的钱不多，一次几千上万，可来钱太快。他把钱塞进口袋的时候，心里总有一瞬间不太舒服：这钱，跟他当年在广州场边替程先生“报输赢“的钱，是同一类的钱。

    第一次是替一个港仔看车。

    那台车从外表看很正常：轮胎新、刹车新、排气也改过。梁博绕着车走了半圈，蹲下来看了一眼右前轮的内侧，然后说：“这台车今天别押重注。它的右前减震漏油，跑三圈以后可能会开始往一边偏。“

    那个港仔不信，还是押了。跑到第四圈，那台车果然在弯里往右偏出去半米，掉了两个位。

    后来这事就传开了。

    找他看车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叫他“眼睛“，有人叫他“估价师傅“。他每次看车两分钟，收钱走人，比修车轻松多了。可他每次收钱的时候，都会想起广州那间茶楼——想起程先生笑着给他信封的样子，想起自己站在场边报名字，那些人跟着就记下名字的样子。

    他那时候以为那是一条偏路。可是现在他站在这条偏路的更远处。

    到第三周，事情开始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那天夜里，场边来了个戴金表的中年人，出手很大。他不懂车，可他懂“押注“——他要梁博替他看一整晚，赢了按比例分成。梁博站在场边看了一个钟头，报了三次，三次全对。那中年人赢了六十多万，当场塞给他一个信封，还说了一句让梁博心里一动的话：“明天还有一场，注更大。你要不要自己也压一手？“

    梁博那天晚上没睡着。

    他在桌前算了一遍。他手上还有四万多的债，可这一晚如果他压一手，赌上自己所有的现金，赢了就是十几万——一次下去，扣除在香港的日常开销，他至少能把债削掉一半。他把这个念头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，想到凌晨四点，忽然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。

    他甚至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：第一把先压十万，赢了第二把再压二十万，两把之后就能把债清干净，还能剩一大笔给家里。数字在他脑子里跑得又快又漂亮，像他当年在草稿纸上排公式。

    可排到最后，他忽然停住了。

    因为他发现，那套数字里有一个地方是空的——因为它没有“输“这一栏。

    他这辈子算过那么多东西，从没漏过一栏。可这一晚，他把最要紧的那一栏空着，还在往下算。

    天快亮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。

    他打开电脑，把那台笔记本电脑里记录的表格调出来，一行一行往下看——那些都是他自己写下的东西：赛道角度、对手习惯、车的脾气。看到一半，他忽然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了。

    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“用眼睛挣钱“。可今天晚上那一手，跟眼睛没关系——那只是一个赌徒在算“赢了会怎样“，而从来没在算“输了会怎样“。

    他还看清了另一件事：他之所以想压那一手，不是因为那四万块压得他喘不过气；而是因为他在香港已习惯了赚快钱。债还一万，他嫌慢；一场赢三万，他嫌少；有人告诉他“明天注更大“，他心里那根弦就自然而然的跳起来了。

    他把自己按住了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他还去了一趟车行，什么也没做，就在那里看黄师傅修一台变速箱。黄师傅拆得慢，一颗一颗螺丝放在盘子里，按大小排开，回头装的时候不用找。

    梁博蹲在旁边看了一个钟头。

    “你今天不用做事？“黄师傅问。

    “我在想事。“

    “想什么？“

    “想我是不是太快了。“

    黄师傅笑了一下，没接话。他把手里的螺丝刀放下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零件，递给他看——那是一个用旧了的轴承，外圈磨得发亮，可没有一道裂痕。

    “这东西用了十九年。“黄师傅说，“不是它好，是它一直没被强迫。“

    第二天到场边，他站在那个戴金表的中年人旁边，看了一整晚，一注都没押。

    那晚他看车看得比平时更久，也更狠。他盯着每一台车进弯的角度、每一次换挡的间隔、每一个车主咬嘴唇的动作。看到最后一场，他的太阳穴忽然开始跳。

    他闭上眼，再睁开。

    眼前那条赛道上的线，散了。

    不是看不清，而是那些原本在他脑子里一条一条排得很整齐的线，忽然全部乱掉——他“看“出的那条最优线，前一段还在，后一段就断成了三四截，怎么接都接不上。他扶着栏杆站了半分钟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
    他还试了一次。他用力盯着第三台车的前轮，想知道它会不会在第七个弯打滑——这是他平时闭着眼都能做到的判断。可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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