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台车，是一台九十年代初的老跑车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梁博在车行看到它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“这车不该在这儿“。它的漆是新喷的，可门缝里的胶条已经硬了；座椅是重新包过的，可方向盘的皮面磨得发亮。他蹲下去看底盘，看了两分钟就明白：这台车的悬挂上装着一套不该属于这个年代的东西，改的人手很稳，但不懂这台车。

    他修了四天。第五天早上的时候，那台车在跑马地外面那条路上跑了一圈，怠速稳、进弯不偏、刹车不软。

    修车那几天，他基本没跟人说话。

    老跑车的毛病是一层一层翻出来的。第一天他以为是点火，第二天他以为是供油，第三天他把前悬挂拆开，才看见真正的问题——那套悬挂的下摆臂被加长了两公分，加长之后，轮胎的外倾角变了，进弯的时候外侧轮胎吃不住地，车主就靠加硬减震去补；越补越硬，越硬越跳。

    改这台车的人懂数据，不懂车。

    梁博把下摆臂换回原厂的长度，重新配了一套减震，把车高调回厂家的标准。做完以后，他又自己上次试跑了三圈。

    那三圈跑得很舒服。他忽然想起顾建国的话——“让一台机器活到它该活的年限“。他这一次没有把车“改到最快“，他只是把它改回它应有的舒适。

    下午，对方约他晚上吃饭。

    地方在湾仔一家夜总会，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西装的迎宾，进去之后是一条很暗的长廊，一丝丝音乐从两侧的包厢里漏出来，混着各位酒味和女人的各式香水味。梁博被带进最里头那间。

    包间里坐了七八个人。主位上是个穿深蓝衬衫的中年人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见梁博进来，站起来跟他握手，说：“梁师傅，辛苦了。车我试了，很好开。“

    “不敢当。“

    “坐，坐。“他招呼服务员倒酒，“我们这边的人都说，广州来的那个小子，眼睛够毒。“

    梁博坐下，先给陈嘉荞发了个消息，说他到了。

    她回得很快：“我也在附近，过来找你。“

    主位那位给他倒了一杯，忽然问：“梁师傅，你在广州有铺面？“

    “有。“

    “一个月能赚多少？“

    “看活。“

    “那你不如留在这边。“他笑得很和气，“我这边一年到头都有车要修，钱比广州好赚。只要你愿意，我给你租个店面，你只管弄车——外面的事不用你管。“

    梁博端着杯子，也没有立刻回答。

    那句话听起来很舒服：不用管外面的事，只管弄车。可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——上一次有人对他说“不用管外面的事“，是齐先生。那位老人给的钱很干净，可他要的那一下，脏得很。

    “我考虑一下。“他说。

    “考虑多久？“

    “跑完这个月。“

    那位老板笑了一下，没有再逼他。他把杯子举起来，跟他碰了一下，很轻。

    那晚的酒喝得很急。

    主位那位姓吴，别人叫他“吴生“。他喝得不多，可每一杯都要跟梁博碰，碰得又轻又快，像是在数数。

    包间里还有两个人一直没说话：一个坐在最里面对着平板，一个负责开酒、递烟、叫服务员。梁博看得出，那个对着平板的是个助理——他每听吴生说的每一句话，手指就在键盘上动一下。

    “梁师傅，“吴生忽然问他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找你修车？“

    “不知道，其他你找别人也行。“

    “别人不行。“吴生笑了一下，“这台车的主人，是我一个长辈。他要的不是快，是活。我这边的人只会往上加，只有你把它改回来了，把它变回最适合它自己的样子。“

    梁博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我看人很准。“吴生慢慢的把杯子放下，“你不是那种只认钱的人。你手上有东西。“

    这句话听起来是夸奖，可梁博听着，心里却往下一沉——上一次有人夸他“有东西“，后来就给他递了一个信封。

    主位那位见他不接话，也不追。他把话题转到车上：问广州的场子怎么跑、问他一年赚多少、问他有没有打算在这边久待。梁博答得很短，酒到手上就喝。

    喝到第五杯的时候，包间里忽然有人笑了一声。

    那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穿着花衬衫，脖子上挂着一条链子，一直靠在沙发上没怎么说话。他这时候忽然坐直了，用夹着粤语的普通话说：“广州来的？“

    “嗯。“

    “广州那边也跑车？“他笑着看了一圈，“我还以为广州只有修车佬——几个人挤在一个铺子里，一个人修一台车，赚个几百块。“

    包间里有人跟着笑。

    梁博把杯子放下。

    “广州开的车，不是你那台能够比上的。“他说。

    花衬衫脸上的笑停了一下。“你再说一遍？“

    “我说，我在广州的车比你那台快。“梁博看着他，“你那台车后面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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