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留言，想听我讲讲当年手术差点死掉的经历。那今天，就趁着安静，把这段压在心底很多年的生死往事，完整说出来。

    我是1994年被严重烧伤的，脸上留下了大面积疤痕。一直熬到2006年，我十六岁那年，才去西安做修复手术。

    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踏足西安。

    现在的西安高楼林立、灯火璀璨，大唐不夜城、大唐芙蓉园热闹繁华。

    可二十年前的西安，没有这么多网红景致、没有喧嚣人流，就是一座安静、厚重的古城。老街道、老建筑，风里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沉稳气息。

    我当时就诊的医院，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。

    哪怕放到现在，这也是西北乃至全国顶尖的权威医院，尤其烧伤整形科，名气极大。

    当时接诊的是一位赵姓军医教授。他仔细看过我的面部疤痕，很诚恳地跟我母亲说：

    “他的疤痕不影响正常生活、不影响机能。以现在的技术，没必要遭罪做手术，而且术后效果不一定比现在更好，风险还很大。”

    从医学角度来说，医生说得句句属实。

    可天下父母心，终究过不了“不好看”这一关。我妈看着我脸上的疤痕，心里始终愧疚、始终遗憾，执意要让我住院手术。她只想让我体面一点、自信一点，不想我一辈子带着疤痕、被人议论。

    医生拗不过母亲的坚持，最终还是同意安排手术。

    那是2006年，二十年前的整形、植皮技术，远不如现在成熟安全。

    当时给我制定的是分期扩张皮瓣修复手术，需要分两次完成。

    第一次手术，在面部皮肤下层植入硅胶扩张囊，之后每隔两天注水扩张，慢慢撑大正常皮肤。等皮肤面积足够、松弛度达标后，再进行第二次手术，用新生的完好皮肤，覆盖、替换原本的疤痕组织。

    全程负责跟进我病情的，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胡姓女医生。年轻、温柔、细致，眉眼干净温柔，比我们上学时的英语老师还要好看几分。

    我住的是整栋烧伤专科楼。

    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栋楼，真的像人间炼狱。

    整栋楼清一色全是烧伤患者，病房是八人间。年龄跨度极大，最小的患者才两岁多，最大的已经五十多岁。

    同病房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阿姨，全身大面积火灾烧伤，后背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皮肤。我出院的时候，她也刚好治愈出院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她后背纹了一整朵盛放的牡丹，盖住了狰狞的疤痕，惨烈又漂亮，像是和命运和解的勋章。

    烧伤科的白天尚且还好，大家各自静养、换药、治疗。

    一到深夜，整栋楼的疼痛哀嚎、压抑哭声此起彼伏，撕心裂肺。每一声，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剧痛与煎熬。

    第一次植入扩张囊的手术很顺利，全程一个半小时左右，很快结束。

    术后不需要长期住院，只需要定期回医院注水扩张即可。

    因为家里弟弟还在小学，妹妹上初中，暑假独自在家没人照看，我妈不便长期留宿西安。于是那整整两个月，我暂住小姨家。

    为了不换乘、少折腾，我每次都是步行到北大街公交站，坐七站路去西京医院注水，做完再原路返回。

    那时候西安还没有地铁，全程只有公交。炎炎夏日，来回奔波，日复一日。

    小姨比我大十四岁，当时表弟才六岁。小姨一家人待我极好，每次我从医院回去，小姨夫都会特意给我做丰盛的肉菜，让我好好补身体。

    也是那两个月静养、食补，我的体重一路飙升，直接冲到了我人生迄今为止的最高体重：170斤。（目前128斤）

    随着一次次注水扩张，我右脸的皮肤被硅胶囊一点点撑起、胀大，肿得像一颗快要炸裂的气球。

    我坐公交的时候，很多小孩子看见我肿胀怪异的脸，都会主动给我让座。

    手术前夕，还发生过一件很玄的事。

    有一次我返程路上，遇到一个穿麻衣的中年路人。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面相短命。”

    话音刚落，一旁的小姨夫瞬间暴怒，当场劈头盖脸怒斥对方，情绪激动差点动手，好在路人及时躲开、旁人拦着，才没有闹到警局。

    我当时反倒格外平静，一点都没往心里去。

    从小到大，难听的外号、恶意的议论我听了无数遍，一句“短命”，早就刺痛不了我。

    临近二次手术，我母亲专程赶来西安。

    医院办理完住院手续，敲定三天后手术。

    术前，医生逐条讲解手术风险、注意事项，签完所有告知书，再三叮嘱：当天上午十点之后，绝对禁止进食进水。我的手术排期在下午两点。

    手术当天早上十点，我父亲特意从工地匆忙赶来。看到父母都在身边，我心里踏实了很多。

    谁知道刚过十点半，我刚吃完早饭，医院突然临时通知：前面一台手术取消，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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