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是昨天贴完的。今天周六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把屋里最后扫了一遍。

    地是水泥地，扫完拖了两遍，拖把是楼下借的。窗台擦干净，老槐树的叶子落进来几片，我捡起来，放在窗台上。墙上最后一排隔音棉，昨晚贴到十一点，手又磨破了一块皮，今早结痂了，不碍事。

    早上，她发来一条消息：挂牌子了吗。

    我回：还没。名字没想好。

    她回：那就让牌子等一会儿。

    我放下手机，接着收拾。设备是赵北川拉来的。他朋友那台二手调音台，成色还行，推子有点涩，拧开喷了点清洁剂，就好了。一对音箱，两支话筒，两副耳机，几根线。不多，够用。

    “先凑合。”赵北川说，“等你接上活，再慢慢添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你那个‘等它长出来’，长出来没有。”他忽然问。

    “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名字。”他说，“你说等它长出来。都开张了，名字呢。”

    我看了看门边。那儿放着一块木牌，是我自己做的——从旧货市场淘的木板，刨平，刷了一遍清漆，还空着，没写字。

    “没想好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你是起名费劲。”他说，“那歌名怎么起的。”

    “歌名是听歌的人给的。”

    他咂了咂嘴，没接话。我们开始接线。音箱、调音台、话筒，一根一根接，再一根一根试。话筒对着音箱，不敢开大，怕啸叫。推子推上去，又拉下来，来回几遍，声总算顺了。

    接完线，我对着话筒“喂”了一声，又清了清嗓子。声音从音箱里出来，圆润、干净，一点杂音都没有。

    赵北川说：“成。这棚能用了。”

    “隔音棉的功劳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你的功劳。”他说，“你贴的。”

    中午，她来了。

    她手里拎着饭盒，另一只手拎着一个纸袋。进了门，她先环顾了一圈：墙贴满了隔音棉，灰色的，齐整；设备摆好了；屋里比前几天亮堂。

    “像回事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赵北川蹲在地上理线，抬头：“你也这么说。”

    她笑了一下，把饭盒放在窗台上：“先吃饭。”

    三个人，蹲在窗台边上吃的饭。她做的，米饭，两个菜，一荤一素，还有一锅汤。赵北川吃得快，说：“嫂子手艺好。”她说：“别叫嫂子，还没到那一步。”赵北川说：“早晚的事。”她没接话，低头吃饭。

    吃完饭，赵北川擦了擦嘴，从车里搬下来一样东西——一盆绿萝，叶子绿油油的，刚浇过水。

    “开张，送你这个。”他说，“它好养活，不用费心。跟你一样。”

    “我哪儿好养活了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你自己知道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他把绿萝放在窗台上。老槐树的叶子在旁边，绿萝和槐树，一个在屋里，一个在屋外。

    “牌子呢。”他催，“挂上。挂上就算开张。”

    我搬过那块木牌，还没写字。

    “写什么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赵北川说：“你问我。”

    她走过来，看了看木牌，又看了看窗外的老槐树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叫回声吧。”

    “回声。”我重复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成都那个，叫回声堂。”她说，“这个，叫回声。”

    赵北川说：“这名字好。短，好记，还有说法。”

    她从纸袋里拿出一支毛笔，一小瓶墨汁，还有一方砚台。纸袋里原来装的是这个。

    “书店进了文房四宝，卖得不好。”她说，“我留了一套。想着，哪天用得上。”

    她把墨研开，笔递给我：“写吧。”

    我握着笔，在木牌上写了两个字：回声。

    墨迹没干，赵北川帮忙，把牌子挂到门外墙上。钉子钉进去，他退后两步，歪着头看：“行。从今儿起，北京也有个回声了。”

    她站在门口，也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写歌，名儿都是听歌的人给的。棚的名儿，也让人给一回。”

    赵北川插嘴：“那给棚起名的人，得算我一份。”

    她说：“你起一个。”

    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北川录音棚。”

    我们都笑了。

    下午，隔壁院子的大爷路过，探头进来问：“这是干啥的。”我说：“录音棚。”他说：“录啥声。”我说：“唱歌的声。”他说：“那敢情好。”他看了一圈，又问：“这墙上的棉，干啥用的。”我说：“隔音。唱起来，外头听不见。”他说：“那还挺好。省得扰民。”他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：“后儿个我孙子考级，弹钢琴。今儿先带他来录一段，留个纪念。行不行。”我说：“行。”

    大爷的孙子是个十来岁的小子，抱着琴谱来的，进门先鞠了一躬。他坐在琴凳上，弹了一首练习曲，弹到中间错了一个音，脸红了，说：“叔叔，再录一遍行不行。”我说：“行。这一遍也留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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