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八点，房东来了。赵北川也来了，夹着合同。

    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，头发花白，话不多。他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敲了敲墙，说：“这地方，空了快一年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“我听出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听出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回声。”

    他愣了一下，笑了：“头一个这么说的人。”

    赵北川在旁边说：“他就靠这个吃饭。”

    合同签了。一年，押一付三。房东把两把钥匙都交到我手里，说：“好好用。这楼有年头了，墙皮掉了不少，你要是想收拾，随便收拾。”

    “我想刷墙，贴隔音棉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贴吧。”他说，“隔音棉是干啥的。”

    “做录音棚，隔外面的声。”

    他点点头：“那得贴厚点。这墙厚，原本就隔音，你再贴一层，外头炸雷都听不见。”

    我送他出门。他走了两步，又回头说：“这屋以前是车间，机器声大。如今有人要在这儿录音，倒是换了听法。”

    赵北川送走房东，回来跟我说：“行，从今儿起，这屋是你的了。”

    他拍了拍墙：“我真服你。头一回见人租房子，先听回声的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头一回。”我说。“成都那个棚，也是听回声定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棚叫什么来着。”

    “回声堂。”

    他咂了咂嘴：“回声堂。这名儿好。这个，你得起个名儿。”

    “不急。”我说。“等它长出来。”

    上午，他去建材市场拉材料。隔音棉、乳胶漆、砂纸、滚筒、刷子、胶，装了一后备箱。他帮着搬进屋，看了看表，说：“我得走了，下午有个客户要看房。你自己能干吗。”

    “能。”

    “晚上我来检查。”他说，“干不好，扣你工钱。”

    “你又不是工头。”

    “我是。”他说，“这屋是我租给你的。”

    他走了。屋里剩我一个人，和一堆材料。

    我先把墙上的旧纸撕下来，把“第三车间”四个字连同墙皮一起铲掉。铲的时候，灰呛得我直咳嗽，窗户开着，风从院子里灌进来，把灰卷得到处都是。墙根那几捆废纸，我一捆一捆抱出去，扔进院子里的垃圾桶。

    然后刷墙。

    乳胶漆兑好水，我拿滚筒蘸了，从墙角开始刷。第一遍刷完，墙还是花的，深浅不一。我等它干，又刷了第二遍。两遍下来，屋里亮堂了不少，灰味也淡了。

    等墙干的工夫，我坐在地上，靠着墙根歇了一会儿。屋里空空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忽然想起五年前，头一回进回声堂那天，棚里也是这么空，设备还没拉来，墙上糊着隔音棉的灰。那时候我想，什么时候，能有一间自己的棚。

    现在有了。墙是我刷的，棉是我贴的。

    中午没出去，啃了两个包子，喝了半瓶水。歇了一会儿，开始贴隔音棉。

    隔音棉是成卷的，裁成一块一块，往墙上贴。这东西看着轻，贴起来费劲，得一块一块对齐，边角压实，胶要抹匀。我蹲着贴完底下一排，又站起来贴上面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

    贴到第二面墙的时候，手掌开始发疼。

    低头一看，手心磨出了两个水泡，一个已经破了，渗着水。

    我没管它。撕了块纸，垫在手里，继续贴。

    贴到窗边那面墙，我停下来，对着墙拍了一下手。

    声音闷闷的，像打在棉花上。

    旧的回声，没有了。

    我站了一会儿，又拍了一下。还是闷的。

    “没了旧的，才有新的。”我对自己说。

    下午四点多，门被推开了。

    我回头，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两个保温桶，还有一个纸袋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外套，头发扎着，额头上有点汗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来了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店关了。”她说，“来看看你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她走进来，环顾了一圈。地上堆着材料，墙上隔音棉贴了一半，乳胶漆的桶放在墙角。我站在梯子上，手里还拿着胶带，浑身上下都是灰和白点子。

    她没说话，把保温桶放在窗台上，打开。一个是汤，一个是饭，还冒着热气。纸袋里是两个烧饼。

    “先吃饭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手脏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洗洗。”她说，“院子里有水管。”

    我下去，在水管那儿洗了手。洗的时候，看见掌心那两个泡，破了那个，又红又疼。我甩了甩手，回去坐下，吃饭。

    她坐在我旁边，看了一眼我的手，说：“手伸出来。”

    我伸出手。她低头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磨出泡了。”

    “贴隔音棉磨的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疼不疼。”

    “还行。破了那个有点疼。”

    她没接话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创可贴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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