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七点，赵北川的电话就来了。他嗓门大，隔着手机像在喊。

    “沈暮，我到你楼下了。下来。”

    “来了。”我说。五年前他也这么说，那时候在学校门口，他骑一辆二手摩托，头盔往我怀里一扔，说“上来，排练要迟了。”

    林知意站在门口系围巾，听见电话，说：“赵北川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他带我看看地方。”

    “说好我陪你去，他倒先约上了。”她说，“他是干这行的，比我带你看得准。”

    “那书店呢。”

    “木牌翻回来就是。”她说，“店不能总关着。你中午要是回不来，食堂楼下那家店我吃过，还行。”

    “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楼下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，车身上印着中介公司的字。赵北川靠在车门上抽烟，见我下来，把烟掐了，走过来拍了我肩膀一下。

    “瘦了。”他说。“成都的水土不养人。”

    “还行。”

    他上下打量我，忽然笑了：“五年没见，你怎么还这德行。一件黑夹克穿五年。”

    我低头看了看。这件夹克确实是五年前的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我没舍得扔。

    “上车。”他拉开车门，“先带你看两个，再看好的。”

    车开起来，他嘴没停过。说这五年他换了三家公司，从卖二手房做到管一个区，手底下十几个人。说去年结了婚，媳妇是同事，嫌他话多，又离不开他。说上回路过学校，那排梧桐树砍了，种了新树，他站那儿看了半天，觉得哪棵都不如旧的。

    我靠在副驾上听，偶尔应一声。

    “你呢。”他问。“在成都待了五年，怎么突然想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回来开个工作室。”我说。“做录音。”

    他愣了一瞬，又笑：“行啊。乐队散了，你倒一个人把活儿干到了今天。”

    我没接话。

    第一个地方在临街，二楼，底下是饭馆。赵北川带着我上楼，钥匙哗啦啦一串。门一开，油烟味先冲出来。

    “这不行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是吵。”他也皱眉。“楼下一到饭点就炒菜，你录到一半，全录进去了。”

    他锁上门，又带我去第二处。写字楼里的，采光好，租金也不贵，就是太规整，一间挨着一间，墙壁薄得像纸。我敲了敲墙，咚咚响。

    “隔壁敲键盘，你能听见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那就不是做录音的地方了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下楼的时候他忽然说：“还有个地方，空了大半年。我一开始没想带你，觉得破了点。”

    “看看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车开了二十分钟，拐进一条背街。两边是老楼，墙皮斑驳，墙根长着草，有一棵柿子树上还挂着没摘的柿子。车在一栋灰楼前停下。

    赵北川跳下车，掏钥匙：“这栋楼以前是印刷厂的仓库。厂子搬走了，一层一直空着。”

    门推开，一股陈旧的灰味扑面而来。光线暗，他拉了一下灯绳，头顶一盏灯亮了，黄黄的。屋角堆着几捆废纸，墙上印着褪了色的“第三车间”几个字，拿指甲一抠，能抠下一块墙皮。

    地方不大，方方正正，四堵墙，一扇小窗。窗户外头是个院子，种着一棵老槐树，叶子正黄着。

    我站在屋子中间，没动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。”赵北川问。

    “你听见了吗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愣住：“听见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回声。”

    我拍了一下手。屋子里嗡的一声，那声音在四面墙之间滚了一圈，又慢慢落下来，落得很干净。

    “墙厚。”我说。“印刷厂的墙，比现在盖的房子厚一倍。”

    赵北川摸了一把墙：“还真是。空了大半年，潮气是有点，晾晾就好。房东要价不高，我压了一轮，他说要是真租，还能再让。”

    我在屋里走了两圈。窗户外头，老槐树的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，风一吹，落进院子。

    “这棵树，长得像成都那棵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赵北川探头看了看：“槐树不都长这样。”

    “成都那棵底下，有个场子。”我说。“我在那儿唱了一个夏天。老板记了九行账，说等我回去。”

    他没接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：“行，那就这儿了。你要是定，下午我约房东来签。”

    “明天吧。”我说。“今天先把尺寸量了，隔音棉得买。”

    “隔音棉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笑了，“沈暮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。别人租房，看采光，看地段。你看回声。”

    “吃饭的地儿都靠这个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滚蛋。”他笑骂了一句，又正了脸色，“不过说真的，你那个《天井》，写完了吗。”

    我站在屋子中间，又拍了一下手。这回的声音短一些，干净一些。

    “写完了。”我说。“改天唱给你听。”

    赵北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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