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北川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已经穿好外套了。

    他靠在卧室门框上，头发乱得像鸟窝，眯着眼睛看我。“你这两天到底去哪了？“

    “书店。“

    “什么书店？“

    “她的书店。“

    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一声。那种笑不是觉得好笑，更像是——终于。“那你还回来住吗？“

    “回。“

    “行。“他转身往卫生间走，走到一半又停下来。“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带上她。“

    “再说吧。“

    北京早上的地铁比成都挤得多。我在八通线上被人群推着往前走，脑子里反复在想一会儿见面第一句话该说什么。想了半天没想出来，最后决定什么都不想。

    九点二十，我站在不知书店门口。

    风铃没响——门还没开。透过玻璃能看到店里的灯已经亮了，她正在收银台后面翻一个本子。我敲了两下玻璃。她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走过来开门。门锁咔嗒一声，风铃终于响了。

    “挺准时。“她没笑，但嘴角的弧度比昨天多了一点点。

    “你说九点半。“

    “我说的是书店九点半开门，没说你必须九点半到。“

    “我怕在对街坐一上午你又说我。“

    她终于笑了。很轻很短，但她笑了。

    店里和昨天一样安静。暖黄色的灯，纸和木头混合的味道，角落里的《挪威的森林》还翻在那页。她今天没穿围裙，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，袖子有点长，盖住了半个手背。头发扎起来了，露出耳朵。

    “你今天有什么安排？“她问。

    “没有。“

    “那帮我搬书。“

    书店后面有个小仓库，大概七八平米，堆了不少纸箱。她说有一批旧书刚到，要搬出来分类上架。箱子不重，但是多，我来回搬了大概十几趟。她在前面拆箱，一本一本地翻，有些放进“推荐“的架子，有些放进打折区，有些收进仓库深处。

    我在搬第三趟的时候注意到了她翻书的样子。和五年前在成都的书店里一模一样——先用手指摸一下封面，再翻过来看封底，翻几页内文，然后决定放在哪里。有一套固定的判断流程，像一个在做品控的工程师。

    “你这五年一直在做这个？“

    她手里的动作没停。“前三年在出版社做编辑。去年辞了，开了这家店。“

    “出版社不好吗？“

    “挺好的。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“她把一本旧版的《围城》放进推荐架，“每天看稿子，开会，下班。跟在成都的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。“

    我在她对面蹲下来，帮她拆下一个箱子。“你在成都的时候想了什么？“

    她停了一下。手指停在《围城》的封面上，没说话。

    过了几秒，她把书又拿了出来，换了个位置。

    “忘了。“

    我知道她没忘。但她不想说，我也不追问了。

    十一点多的时候来了个客人。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一进门就问有没有绝版的诗集。林知意带他走到最里面的书架，从倒数第二层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。男人翻了翻，很满意，付钱走了。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。

    “常客？“我问。

    “嗯。附近大学的老教授。每个月来一次，每次都找绝版诗集。“她把收据放进抽屉，“其实我根本不懂诗。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问我有没有某一本，我就开始留意了。后来专门去潘家园淘了一批旧诗集回来。“

    “不懂诗你开书店？“

    “开店不一定非要懂，“她说，“知道谁需要什么就够了。“

    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。五年前在成都，我以为我知道她需要什么。后来发现其实不知道。

    中午她叫了外卖。黄焖鸡米饭，两盒。我们把圆桌上的书挪开，面对面坐着吃。北京的冬天窗户上全是雾气，看不清外面的街。店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暖气嗡嗡响，偶尔有筷子碰到塑料饭盒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苏荷还在成都？“她突然问。

    “嗯。还在做录音棚。“

    “你跟她还——“

    “没有。“我打断得有点快。“就是搭档。一直是。“

    她点了点头，夹了一块鸡肉，嚼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我后来去成都找过你一次。“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饭盒，语气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“大概三年前。到了录音棚楼下，没上去。“

    我放下了筷子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“

    “看到你和苏荷从楼里走出来，笑得很开心。“她抬起头，看着我。“我以为是我想多了。但后来想想，你什么都没说就走了，大概也确实不需要我了。“

    暖气片又咔嗒响了一下。外面有一辆公交车开过去，低沉的引擎声透过玻璃传进来。

    “知意。“我说。“三年前那个demo，是我写给你的。苏荷只是在帮我混音。“

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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