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面的颜色已经磨掉了大半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。

    “你还留着这个。“我说。

    赵北川从厨房探出头来。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贝斯，然后把头缩回去了。水壶开始响。

    过了一分钟他才说话。

    “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把那五年当回事。“

    水开了。他把开水倒进杯子里。是白开水。不是茶不是咖啡。白开水。我家那边招待客人的方式——把水烧开倒给你就行了，别废话。

    他把杯子递给我的时候，用的还是五年前那个杯子。杯子上印着一行字——“成都是全中国最适合熬夜的城市“。那是我们乐队第一次演出之后在夜市地摊上买的，五块钱两个，他一个我一个。我的那个早就不知道去哪了。他的还在。

    我接过杯子喝了一口。水很烫。烫得舌尖发麻。

    下午三点，赵北川去公司开会了。走之前他把备用钥匙放在茶几上，说想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，楼下有个便利店，便利店旁边有个面馆，面馆的炸酱面不错。他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又加了一句——“你要是想去的话。“

    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

    他走了以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天还是灰的。北京的天空好像永远是这个颜色，像是有人在天花板上蒙了一层很旧的棉被。阳光能透过来，但透过来的时候已经不暖和了。

    我打开手机。赵北川之前发的定位还在——不知书店，朝阳区某某路某某号。我在地图上搜了一下。离这里四公里。打车十几分钟。步行一个小时。

    我看了那个地址很久。然后把手机放下。

    手机震了一下。苏荷发了两条消息。一条是早上九点——“到了没。“一条是十一点——“外套穿了没。“中间隔了两个小时。这两个小时里她没有催我回复。她只是在等着。

    我打了一行字：到了。外套穿了。赵北川接的。

    她秒回：好。

    我又打了一行字：棚里忙吗。

    她说：不忙。小野猫七七发了一首新歌来问你下周有没有档期。

    我说：你跟她说我出差了。

    她说：说了。她说那等你出差回来。她说她可以等。

    我盯着“她说她可以等“那行字看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然后苏荷又发了一条。

    “北京的天气跟成都差很多。干。你注意嗓子。“

    “你怎么知道北京干。“

    “我查过了。“

    她没有再说别的。聊天窗口安静了下来。

    我把手机放下。窗外的天空又灰了一点。楼下有人在遛狗。狗在花坛边上闻了很久。主人站在旁边看手机。

    傍晚的时候我下了楼。不是去找书店。是去便利店买水。

    便利店的老板娘是个六十多岁的北京大妈，说话带着很重的儿化音。她在我买水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，你不是这附近的吧。

    我说不是。

    她说，来北京干嘛的。

    我想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找人。“

    老板娘把找零的硬币放在我手心里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找人的话，就别光站着。“

    我拿着水站在便利店门口。天色已经开始暗了。北京的傍晚比成都来得早，五点钟太阳就开始往下掉，六点不到天就黑透了。路灯亮起来的时候颜色也不一样——成都的路灯是橘色的，暖的。北京的路灯是白的，冷。

    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。然后回了赵北川的房子。

    晚上赵北川带了两盒外卖回来。一盒是宫保鸡丁，一盒是地三鲜。他把茶几上的东西推到一边，把外卖盒打开，筷子掰开递给我。

    “附近没有川菜馆，“他说，“找了一家东北菜馆。宫保鸡丁是做甜口的。你将就。“

    我夹了一块鸡丁。甜的。成都人吃了会掀桌子的那种甜。但我还是吃了。吃了一碗饭。

    赵北川吃饭很快。他在乐队的时候吃饭就是最快的——贝斯还没弹完一段他就吃完一碗面了。他说做中介练出来的，中午就一个小时休息，慢一秒就少看一套房。

    他吃完之后把筷子往盒子里一扔，靠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
    “暮哥。“

    “嗯。“

    “你到底来干什么的。“

    “你不是知道吗。“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但我想听你说。“

    我放下筷子。茶几上放着那杯已经凉了的白开水。杯子上“成都是全中国最适合熬夜的城市“那行字在灯光下反着光。

    “我来找她。“

    “找她干什么。“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“

    赵北川把脚从茶几上放下来，坐直了。他看着我，用那种看病人的眼光。五年前他在出租屋里也是这么看我的——那次是因为我说“我不认识她“。

    “沈暮，“他说。他很少叫我全名。每次叫全名的时候要么是在台上报幕，要么是他说的话很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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