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在我对面的台阶上，听得很认真。

    “还继续吗。“我说。

    “继续。“

    我又拉了大概两分钟。然后停下来。天井上面的天空被墙壁切成一个正方形，蓝色很淡，有一朵云从左边飘到右边。

    “你刚才拉的旋律是你自己想的吗。“她说。

    “嗯。“

    “叫什么名字？“

    我说没有名字。

    她想了一下。“那就叫它'天井'。“

    “为什么。“

    “因为是在天井里拉的。“

    我把大提琴靠回墙上。林知意还坐在台阶上，双手撑在后面，仰着头看天。夏天的阳光打在她脖子上，有一根很细的汗珠从耳后流下来。

    然后她说了一句话。

    她说：“沈暮，你弹吉他的时候像在跟谁说话。但刚才拉大提琴的时候，像是在等谁回答你。“

    我看着她。

    她没看我。还在看天。

    那天从书店出来的时候，我把那本《耳朵的物理学》带走了。林知意说送给你，不收钱。我说你确定，她说，这本书在这里放了三年了，你是第一个翻开它的人。

    我走到巷子口，翻开扉页。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：

    “耳朵是全身最慢的器官。它不会忘记一个声音。“

    笔迹不是林知意的。很旧，像是很久以前的人写的。

    ---

    之后我开始给她带demo。

    一开始是在手机里放给她听。一首是我大二时候写的，叫《失眠》，吉他从头到尾只用了两个和弦。一首是后来写的，叫《成都的公交车》，前奏有一段口哨，是我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想到的。还有一首只有三十秒，没有名字，也没有歌词，只是某一天凌晨三点在控制室里随手录的一段钢琴。

    林知意每一次都听得很认真。

    她不像别人那样听完说“好听“或者“还行“。她听完之后想一会儿，然后告诉我她听到了什么。

    “《失眠》里你有一处故意拖了半拍——不是弹错了，是故意的。你想让听的人觉得那半拍特别长。“

    “《成都的公交车》口哨之后停顿的那两秒，像等红绿灯。“

    “那段三十秒的钢琴——你在弹之前叹过一口气。麦克风录进去了。“

    她把录音拉到最前面，把音量调到最大。监听音箱里传出一个很轻很轻的吐气声，然后才是第一个和弦。

    “你听，“她说，“你弹之前就知道这首弹不完。“

    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听出来的。

    但她说的每一条都对了。

    有一天下午我在棚里录了一段新的。刚写了前奏和第一段主歌，后面的还没想好。我把它存在手机里，下午去书店的时候放给她听。

    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。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。“我说。

    “这首歌。“

    “嗯。“

    “你在写的时候想到了什么。“

    我想了一下。“没想什么。就是早上起来弹了一段。“

    “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弹这段吗。“

    我看着她的眼睛。她不是在问——她是已经知道了。

    “对，“我说，“每天早上。“

    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“

    “从——“

    我停住了。

    “从第一次见到你那天晚上。“

    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。像是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“或者“这本书快看完了“。但她说出来了——她说的是我想说但一直没说的话。

    收银台上放着两杯水。她端起其中一杯喝了一口。

    “这首歌的旋律，“她说，“前奏像在走路，主歌像在找人，副歌——副歌还没来，但前面的和弦走向一直在往上推。像是在憋一口气。如果要写副歌，你得把那口气放出来。“

    “怎么放。“

    “不要让它变成高潮，“她说，“让它变成一句——就说一句。“

    “说什么。“

    她转过头来看我。

    窗外是夏天，书店的木地板在温度里轻微地膨胀，发出很细的咔咔声。空调的冷风从头顶的格栅吹下来。

    然后她说：“说你这几天每天早上起来都在弹这一段。“

    过了一会儿我回去了。没去录音棚，回了出租屋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我没吃饭。坐在床边，抱着吉他，把那段旋律弹了一遍。两遍。十遍。

    然后我在本子上写了一句歌词。

    不是副歌。

    是第一句。

    ---

    赵北川后来问我，说你怎么忽然开始写歌了。

    我说没什么。

    他说你不是写了五年都写不出来吗。

    我说没写出来。

    “你不是说段旋律你都弹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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