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情况”这三个字。

    过去他如果问大人一个问题，对方答不出来，他总觉得是因为对方不知道得够多；如果换成懂得更多的人，答案总会清楚一点。可眼前这个医生显然已经知道很多，知道脑袋里面哪里出了血，知道血压是多少，知道哪些药应该用，仍旧不能告诉他奶奶明天会怎样。原既白忽然意识到，知识有时候并不会把“不知道”完全赶走，它只能让那个“不知道”的边界变得更清楚。

    下午，奶奶被送进监护病房，家属不能一直陪。父亲坐在走廊塑料椅上，给母亲打电话。他开始说得很平静，只说“妈住院了，你能回来就回来一趟”，直到母亲在电话那头追问是不是很严重，他才沉默几秒，说医生让做好最坏的准备。原既白坐在旁边，第一次看见父亲说完一句话以后，把脸低下去很久。等电话挂掉，父亲从口袋里摸烟，刚叼到嘴里，护士从远处提醒医院不能抽，他又把烟装回去。那一整个下午，他反复摸了四五次，最终一根也没有点上。

    母亲是半夜赶回来的。她从工厂请了假，换了两趟车，到医院时连包都没来得及放回家。原既白趴在走廊椅子上睡得迷迷糊糊，听见脚步才醒。母亲看见父亲以后第一句话便问：“怎么会突然这样？”父亲说其实老人血压一直高，村医以前提醒过，她自己觉得没什么，药也有一顿没一顿地吃。母亲听完一下火了，问他为什么不早带去医院。父亲的脸色也很难看，说自己说过多少次都没用，老人不肯，难道绑着来。两个人声音越说越大，后来母亲说了一句“你天天在家都不知道”，父亲立即回她“你在外面知道得多？”话出口以后，两人同时停住。

    原既白坐在长椅尽头，一句话没说。

    他知道这两句话都很伤人，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在真正怪对方。他们只是需要把害怕和后悔往某个地方放，因为如果不怪一个人，就只能接受有些坏事确实会在没有谁故意犯错的情况下发生。那种感觉可能比责怪谁更加难受。

    母亲最后先坐下来，低头抹了一下脸。父亲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把检查报告递过去。两个人肩膀隔着十几厘米，中间放着一只装着医院单据的塑料袋。原既白看着他们，忽然想到小时候自己一直觉得成年人拥有某种稳定的力量，似乎到了年纪自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可今晚他第一次看清楚，大人有时候也只是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尽量不让孩子看出来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晨，奶奶情况没有继续恶化。医生说暂时稳定，但右侧肢体受影响比较明显，语言功能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恢复。母亲问要多久，医生说几个月、一两年都有可能，有些人能恢复很多，有些人只能恢复一部分，康复要尽早开始，而且要长期坚持。随后护士拿来新的缴费通知，母亲低头看金额时没有说话，只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。里面是她原本准备寄回家的钱。

    父亲说自己那里还有。

    母亲问还有多少。

    父亲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两个人后来去楼梯口算了很久。原既白没有故意偷听，可医院太安静，还是断断续续听见“押金”“后面康复”“厂里请假扣钱”“先别告诉妈花了多少”这些词。钱第一次以这样具体的方式进入他的生活。以前母亲去工厂是为了挣钱，奶奶舍不得开灯是为了省钱，赌三根鸡腿也和钱有一点关系，可这些都还能被理解成日常。现在钱忽然和一个人能住多久医院、能不能持续康复、母亲可以请几天假直接连在一起，再也不像课本上的数字。

    中午，江遥给家里打来了电话。

    那时候手机还不是每个孩子都有，她先打到村里的小卖部，老周听说原既白在医院，又把号码告诉她。父亲的手机响起来时，原既白还以为是亲戚，接通以后才听见江遥的声音。她没有像平时一样先开玩笑，只问奶奶怎么样。原既白说脑出血，现在暂时稳定，可能以后右边手脚不方便，说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。江遥安静了一阵，问他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医院。原既白说是，又突然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

    江遥也没有勉强找话。她只告诉他，陈野那边已经知道了，本来两个人约好去河里，现在肯定不去了；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她可以帮他记着，等他有空再说。原既白听见“暑假作业”四个字，反而有点想笑，因为过去两天他已经完全忘记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。江遥听见他笑，也松了一点，说：“你还有力气笑就行。”原既白问她为什么这么说，江遥回答：“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，总不能一直说你别难过。你又不是听了就不难过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原既白没有马上回答。

    他发现江遥和很多大人不一样。亲戚打电话来，第一句大多是“别担心”“会好的”“老人家有福气”，每个人都是好意，可医生明明已经说过没人知道到底会恢复到什么程度。江遥没有说一定会好，也没有替他安排应该有什么情绪，只是陪他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挂电话以前，她忽然问：“你奶奶以前是不是特别能说？”

    原既白笑了一下：“烦死人。”

    江遥说：“那等她能说的时候，你让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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