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谁家电视没关，隐约传来播报声：“……明天晴转多云，北风三级……”

    “……十二年前。”老周把鸭腿扯下一条肉，没吃，只是捏在手里，油光光的，“你在山西拍冰河，机器掉冰窟窿里了，我想也没想就跳下去捞，上来棉裤冻成铁筒，走不了路。你背着我，走了三里地，才找到老乡家的热炕头。那会儿你骂我，‘老周你他妈机子比命贵啊’，我说，‘你穷得叮当响还雇我当助理，咱俩谁傻？’你咧开嘴笑，牙上沾着血——是嘴唇冻裂了渗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他抬手，用力抹了把鼻子，声音有点堵：“后来你红了，《大河》拿奖，我跟着你搬进大办公室，开上好车，住上好酒店。可……”我就记得你背我那三里地。你身上那股子……那股子热气儿，像刚出蒸笼、腾着白烟的馍馍。”

    老周把鸭肉狠狠塞进嘴里，用力地咀嚼着：“顾导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土得掉渣的。我不懂什么纪录片美学，我就觉着人得有个热乎气儿。后来你端着，我也跟着你一块儿端。现在你把自己搞塌了，我过来瞅瞅——就想看看，当年那点儿热乎气儿，死绝了没死绝。”

    他摸出皱巴巴的烟盒，抖出一根递向顾明远，顾明远摆摆手，他自己捻着烟点上，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一明一暗：“要是真绝了，我就回去跟赵总说，老周也不干了，一起辞了。要是还没绝透……你就再烧一把试试看。”

    烟圈缓缓飘散在冷冽的空气里，像一口无声的叹息。

    顾明远没接话，站起身进了屋。老周以为他烦了，不愿听了，低下头用指甲无意识地抠着酒瓶上的标签。

    不一会儿，顾明远又走了出来，手里攥着个东西——是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叠着的，是他十六岁时写的手稿。他没坐下，就站在那儿，借着清冷的月光一页页地翻，纸张边角发出细微脆响。

    “我十六岁，就写了这些。”他用指甲弹了弹发黄的纸页，“说要拍黄河，拍到让全世界都看见。”

    老周抬起头，静静地望着他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觉得，‘全世界’就是电影节、就是报纸头条、就是所有人的目光。”顾明远笑了一下，嘴角扯动的速度很慢，“现在才明白，全世界啊，其实就是热搜榜，是赵鹏程随口的一句话，是老周你带来的这瓶酒。”

    他从那叠纸里抽出一页，就着月光念了起来。声音不高，平稳得像是宣读一篇祭文：

    “‘……河底有光，你得把头扎进去，别怕淹死，淹死了也是河里的魂。’”

    老周愣了片刻，忽然“嘿嘿”地笑出了声，眼圈却泛起红来：“……这傻孩子，净说傻话。”

    “是傻话。”顾明远把那张纸仔细叠好，塞进自己的裤兜里，“可我心里还信着那个说傻话的傻小子。”

    两人没再说什么，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。酒瓶快要见底的时候，老周的话才渐渐多起来。他说起闺女画黄河得了奖，自己却没去成颁奖礼；说起前妻再婚，嫁了个卖瓷砖的小老板；说起赵鹏程办公室那个地球仪，转起来吱吱嘎嘎地响。顾明远偶尔接一句，“哦”、“是该去”、“瓷砖贵吗”，像随手打出的水漂，轻轻巧巧地划过去。

    后半夜露水重了，青石板上泛起潮气。老周脑袋开始一点一点地打盹，点着点着，身子一歪就倒在了旁边的玉米秆堆上，羽绒服的拉链硌着脸颊。他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“顾导我眯十分钟”，便没了动静。

    顾明远看着他。

    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睡相实在算不上体面，嘴巴微微张着，眉头还皱着，仿佛在梦里还在跟什么人较劲。顾明远回屋拎出那床旧被子——老棉絮做的，有股晒透之后又沾了潮气的、暖烘烘的太阳味儿。他抖开被子，轻轻盖在老周身上。老周哼唧了一声，他弯下腰，把被角仔细掖好，动作比当年调试最精密的摄像机镜头还要轻柔。

    老周的手机从裤兜里滑了出来，屏幕亮起，屏保是他闺女画的画——用蜡笔涂的黄河，还有一个歪歪扭扭的大太阳。

    顾明远拎起还剩个底的酒瓶，仰头喝了个干净。空酒瓶被他立在石板中央，像一个小小的香炉。

    他转身朝院外走去。

    没有开灯，月亮已经偏西，天色显得更加深沉，星星却像炸开了似的，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空。城里根本看不见的景致，这里应有尽有。银河像谁泼洒了半桶稀释的白灰，拖曳出一道朦胧的光带。最扎眼的是东南方向那一颗，亮得发蓝，泛着冷白的光，一眨一眨，不喧闹，只是安静地注视着一切。

    他想起自己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，父亲曾把他扛到房顶。夏天的瓦片烫脚，秋天的瓦片冰凉。父亲用手指点着夜空：“明远，瞧见没，最亮的那颗叫天狼，也有人说，那是你爷爷变的。”

    “星星不是一团火吗？”

    “火总有烧完的时候。”父亲手中的烟袋锅一明一灭，“可光走得慢。你现在看见它亮，那可能是它几百年前发出的光。发出这光的人，骨头恐怕都烂没了，可光还赖着不走。你以为你看到的是现在？”

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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